July  2015 33
傳播倫理的變化與挑戰
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Communication Ethics

          「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在2015年1月17日正式決議將《傳播與社會學刊》收納為其附屬學刊(affiliate journal),本刊編輯黃煜與馮應謙並於2015年5月23日在本屆「國際傳播學會」的年會上同「國際傳播學會」執行主任Michael Haley進行了正式的簽約儀式。藉此本刊亦將設計新的會刊標誌,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兩院院標與「國際傳播學會」會標結合為新的《傳播與社會學刊》標誌。
        

        能夠於創刊九年之後成為「國際傳播學會」第一份附屬學刊、獲得世界頂尖非英語傳播學術期刊之殊榮,除「國際傳播學會」歷任會長及執行委員的鼎力支持,更是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所有論文作者同仁卓越付出的共同結晶,我們在此一併表示誠摯謝意。治學之路漫無止境,期待我們以此為新的里程碑,再接再勵,齊力開創數位時代下華語媒體研究的新紀元。


         本期學刊所刊登的六篇論文,均與數位時代的傳理倫理相關。作為學術界無從迴避的重要研究課題,傳播倫理始終是新聞實踐中爭議的焦點之一。尤其是網路和數碼媒體科技的出現和普及,傳播媒介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與日俱增,伴隨網路和數碼科技的便捷、商業強調的「利潤為先」,以及是非對錯界線的日趨模糊,如是種種社會現象,導致傳播媒介的倫理表現每況愈下,令許多傳播專業人員工作時,時常面臨倫理抉擇與良知掙扎的困境。


         數位時代不單應運而生新興的傳播倫理問題,許多傳統的新聞倫理觀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新舊價值觀互相衝擊,或排斥,或交融,各種倫理觀漸漸以嶄新面貌出現。這些倫理變化現象或問題,都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討。故本期期刊特別編修題為「數位時代的傳播倫理問題」專輯,選定新聞傳播專業的倫理問題為探索主調,專輯的六篇論文題目角度多元,涉獵範圍甚廣,頗具啟發意義


         潘祥輝的〈「我們錯了」:中國式媒介更正與致歉的政治社會學考察〉,通過分析中國特殊政治社會語境之下媒體的道歉和更正內容,發掘隱含當中的邏輯、複雜性及獨特性,提出中國式「我們錯了」有內外之分,對外公開的道歉是一種「儀式」,閉門對內的認錯則是慣常行為,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中國式媒介倫理議題。


         劉蕙苓的〈數位匯流下的倫理自覺與抉擇——以台灣電視記者引用新媒體素材為例〉,發現台灣電視新聞大量採用來自新媒體的素材,但礙於商業壓力,當地記者普遍沒有緊守嚴謹求證、保障私隱等新聞專業要求。論文引用布迪厄場域理論,指出使用新媒體素材而衍生的策略性手段,或會削弱記者對新聞倫理的反思能力。


         黃建友和張志安合著的〈付費採訪與暗訪的認知正當化:中國新聞人員對爭議性編採手法的態度〉,訪問中國五個報業集團2,100位新聞工作人員,顯示他們普遍認同和接受具爭議性的編採手法,特別是付費採訪和暗訪。比率較之前同類研究提高很多,兩人分析預視隨?中國社會和媒介類型的轉型,媒體可能出現崩壞危機。


         在〈制度化公民新聞學的新聞品質與倫理問題之初探:以台灣四家線上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為例〉中,林宇玲從台灣四家經營模式不同的新聞公民平台歸納出牽涉專業倫理的問題,指該類平台的廣告和新聞區分沒有明顯分野,導致出現置入性新聞,此類情況在商業平台更明顯。
         以上四篇論文概括勾勒出兩岸新聞業當前出現的實際問題,某種程度來說是對新聞從業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的一種警示,須作出積極思考與回應。


         徐孟延和蘇蘅合作的〈多媒介時代的新聞與倫理:台灣民眾新聞使用、媒介信任與倫理觀的關聯研究〉從公眾視角切入,研究指出多媒介環境之下,新聞和媒介倫理觀多元而且複雜,是一種新聞專業倫理和公眾個人倫理融合的開放式媒介倫理觀,不止囿限於新聞工作者專業倫理之說。


         蘇蘅的另一篇論文〈新聞倫理教育的困境:大學生倫理觀與媒體表現評價的影響〉?眼倫理教育層面,通過分析約1,700位學生的問卷回應,發現媒體實習經驗對學生的新聞倫理判斷產生較大的影響力,學校的倫理課則沒有(或可將「沒有」改為「少有」)如此效果。學生個人抱持的倫理觀,也會深深影響他們對採用爭議性手法製作新聞的看法。


         若論此次專輯內容尚存些許遺憾,即主要集中於兩岸的新聞工作領域及新聞教育的研究,未能觸及數碼年代出現的廣告和公關領域出現的相關倫理問題,亦缺席香港本土的研究。期待期刊在不久的未來會刊登相關學術論文,引發更多有意義的思考與學術討論機會,進一步推動傳播倫理的研究發展。        


        本期「學術對談」主角是著名學者艾爾伯特.剛瑟教授,他的研究着重檢驗媒介受眾如何處理及感知與科學科技等議題相關的訊息,包括第三人效果和敵意媒介效果。對談中他提及察覺美國部分媒體出現迎合特定立場受眾之趨勢,不符合傳統新聞學說中媒介之於民主制度建構功能的期望,並由此開始了與偏頗新聞報道有關的實驗,不失為談論風生、頗有意思的分享。
         在「傳播論壇」欄目,周樹華和閻岩所撰的〈媒體可信度研究:起源、發展、機會和挑戰〉闡釋了媒體信任和媒體可信度的區別、後者的研究方法、標準和分類,並總結了華語傳播界的媒體可信度研究,提出未來研究建議。可將其結合艾爾伯特.剛瑟教授的對話來閱讀,啟中西比較之發,生相映成趣之感。

 
         The current special issue on communication ethics includes six articles, examining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communication ethics in digital age. For the academic dialogue, we invited Professor Albert C. Gunther to share with us his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on third-person effect and hostile media effect research. In the Communication Forum, Shuhua Zhou and Yan Yan discussed the origi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edia credibility research.

 

本文引用格式﹕

黃煜(2015)。〈傳播倫理的變化與挑戰〉。《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3 期,頁v–viii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 (2015). Changes and challenges of communicationethic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3, v–viii.
No.67  2024 January
No.66  2023 October
No.65  2023 July
No.64  2023 April
No.63  2023 January
© 2017 Communication & Society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