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研究」向來不是傳播學的重點，在某個程度上，可能還有些格格不入。這是因為電影研究的知識系統源於文學與美學，作為一個學科，它?重的是媒介的內在與外在性，而研究方向亦偏向調查與探索電影作為一項藝術與?事載體的本體性。從這幾點來看，電影研究與人文領域較為接近，與以社會科學為根基的傳播學距離比較遠。但這並不代表電影在傳播研究中的缺席。事實上，電影工業是許多傳播研究者專注的議題；舉凡電影政策、電影檢查、電影科技、電影經濟、觀眾研究等，在傳播學的歷史都佔有一定的重要性。這裏最大的分別，是電影所處學科訓練的語境不同，所引導出的研究問題也各異其趣。在人文的脈絡中，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環繞藝術的價值評估，不管是本體論式的，還是知識論式的；在社會科學的系統下，研究者探求電影的社會意義，包括經濟、政治與文化。這兩種問題意識過往門禁森嚴，難有交集。但隨?學科界線越來越難以清楚劃分，而也因為電影所涉及的面向多樣，所以社會與人文學科各方投射的興趣越來越多。近20 年來，文學、哲學、地理、經濟、商學等領域的學者都相繼出產很有價值的相關研究，進而使傳統的電影學出現強烈的焦慮。

本期的〈學術對談〉是本刊首次聚焦電影。〈在宏大理論外思索電影研究〉的對談人是著名電影學者David Bordwell（大衛．波威爾）。大抵對電影稍有涉獵之士，對大衛．波威爾一點也不陌生。他與長期夥伴Kristin Thompson（克莉斯汀．湯普森）合著的Film Art 與 Film History和其多國語言的譯本，是各大學電影課程的指定教科書。而他也是互文化電影研究的主要代表。他從對美國、蘇聯、日本、香港、台灣、中國大陸、希臘、丹麥、法國等國家電影研究的基礎出發，駁斥文化本位主義論，強調作為一個首要的?事媒介，電影有清楚的互文化表述系統。這個立論被批判理論和現代性理論的學者不斷攻訐，認為他高舉實證主義的方法，破壞了電影作為二十世紀檢視文化政治的利器。儘管如此，大衛．波威爾不改他的理念與治學方法，幾年前榮休後，每年仍參加數個大小電影節，不斷擴展對電影的田野調查。自從1996 年以來，波威爾幾乎每年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這次是他首度在香港接受中文期刊的訪問。對談的內容主要爬梳電影在美國學院建制化的沿革，與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法國理論的輸入與強大—導致「宏大理論」形成，主宰北美與歐陸電影研究近20 年。「宏大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主體論（包括先驗的與具社會屬性的身分認同）的理論系統，而電影在相當抽象的操作過程中，擔當主體理論演練的假設，所以重要性遠在「主體性」之下。電影研究高度的理論化，產生一代理論菁英，但也造成理論的單一化。有鑑於此，波威爾認為在「宏大理論」之外，應容納不同的理論路徑與不同的問題設定，讓電影的知識論系統持續累積，是為理論的有機發展，而非只為先驗型的概念作嫁。他的目的不是去理論化，而是強調研究的「進取性」，指的是我們應致力於重新思考或強化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已被證實可靠的問題與發現，而非只是單一地為理論服務。這點呼籲對當代的媒介研究是個重要的提醒。近來電影以外的其他動態影像媒體中，如電視、互聯網、攝影、互動裝置藝術與電子遊戲等，都企圖逃脫理論的桎梏，朝向更為開放的互媒介、跨媒介的新異域去思考與創作。本刊每期的〈視覺·文本〉均邀請學者或創作者以影像的思考進入當代傳播無遠弗屆的景觀，也是我們對跨媒介與跨學科研究的嘗試。這一期的〈視覺．文本〉我們選題「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以圖像為言、視覺為語，反思現代社會與媒體的理論扣連，打開學術分析與藝術演繹的相互促進。

問題設定的確是任何有效研究的起點。汪琪教授的跨國研究〈全球化下的在地電視觀眾〉便以實證的操作，測試媒介與文化帝國主義的實際影響。她發現媒體不可能以一種由上往下、由中心向邊緣（即媒介文化帝國主義的線性邏輯）的路徑，直接影響閱聽人。反而，媒體與閱聽人的關係是多重交叉的，由多重因素，不斷地「消磨、轉化與激發」。

李紫茵與王嵩音合寫的〈線上遊戲性別轉換行為分析〉 將性別刻板印象擺上線上遊戲去測試，經由問卷與訪談，發現社會一般運行的性別意識在網路社群照樣被複製，這個發現對網路異脫邦的臆想，不啻為有價值的參考。劉平君的〈客觀真實、多元真實與超真實：後現代社會的新聞認知〉 詢問一個許多人都有的共通問題—新聞的真實性是否存在？這裏牽涉到「宏大理論」的核心，即真實是甚麼？為了解答這個問題，這項研究在「宏大理論」之外，採用訪談的方式，採集豐富的閱聽人媒介使用回餽，將新聞真實這個重要的議題，呈現一個具解構與建構的拓撲。張丕萬的〈衝突性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知識之爭與虛擬空間的話語權—以蒙牛特侖蘇風波的專家博客為例〉引用社會理論，探討風險社會的知識建構過程。雖然這篇論文援引的是一個特殊事件，但對爭奪網路社會話語權的認知，有一定的強化作用。吳翠松一文〈客家老年人觀展／表演之在地文化研究—一個苗栗地區老人文康中心卡拉OK室的觀察〉，也是以地方型的研究，和英美的文化研究典範對話；並反向以在地的研究，建立在地的使用者主體性。最後，孫信茹的〈哈尼族村寨手機使用的傳播人類學考察〉深入雲南省的哈尼族少數族裔村，以細膩的五年田野調查，呈現手機媒體與村落公共性形成的辯證關係。這幾篇研究論文都可供我們再思考理論在當代傳播研究中的效能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