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六期出版了中國大陸傳媒改革三十年回顧專輯，客座編輯潘忠黨在引言中提出傳媒公共性的問題，認為傳媒的公共性不是先天的，而是歷史的，也是社會各方互動的過程和結果。這一期，以傳媒公共性為題的還有汪暉發表在「傳播論壇」的文章，他分析傳媒如何因為「去政治化」而促成傳媒的公共性危機。

關注傳媒公共性問題的學者不一定都使用「公共性」的概念，但其關注的核心無非是傳媒如何可以成為社會開放、平等、理性的平台，以及如何可以讓公共利益通過商議而得到體現。

傳媒公共性的問題在兩岸三地已經提上學界和業界的議事日程。在中國大陸，傳媒公共性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問題，傳媒的公共性一度等同於黨和國家利益，傳媒為維護這種利益而成為黨的喉舌。如今，理論上認同此說的人愈來愈少，但媒體公共性的實踐卻差強人意，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明證。放眼香港和台灣，相關問題的提出也是此起彼伏。香港多是從新聞自由及公共廣播發展的角度入手探討，較多關注傳媒有否因為政治壓力而實行自我檢查，有否因為商業掛帥而大搞煽情新聞，矮化公共議題，又或者公營傳媒是否聽命於政府。台灣傳媒的公共性更受制於藍綠兩大陣營的惡鬥，那種只問立場、不顧是非的取態，以及瀰漫在權勢下的嬌媚和蠻橫，都是和傳媒公共性理念格格不入的，讓人懷疑一向標榜的專業主義哪裏去了。大陸、台灣和香港，無獨有偶皆環繞?如何建立真正的公共媒介而展開爭議，顯示出傳媒公共性議題在兩岸三地皆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今期的論文?眼於不同的議題，其觀點和發現不能一概而論。但若然從傳媒公共性的角度視之，它們又都不期然地有相互呼應的地方。曾繁旭的研究為中國媒體公共性的形成提供了一種解釋。透過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媒體的互動，曾繁旭發現在適當的傳播策略運用下，傳媒會對民間輿論作出正面回應；也就是說，經過適當形式的博弈，傳媒公共性和民間社會會同步發展。雖然這樣的發展是在官方默許的議題領域內發生，但這是集權體制下公共性形成的途徑之一。

在民間社會與國家的博弈中，曾繁旭也發現了議題框架的重要作用，對議題框架的管理愈是到家的非政府組織，愈是能夠贏取媒體的信心，因而愈是能夠獲得有效的報導。張依依的論文雖然主要針對危機傳播，卻不約而同地突出議題框架在爭議中的作用。框架對於公眾論述的重要意義，固然可見於相對開放的台灣和西方社會，但也同樣適用於正在開放中的中國大陸。民間組織要爭取話語權，必須得道多助；而在傳媒化的社會中，所謂「得道」，大概就是指議題的框架能贏取輿論，引發社會的共鳴和支持。

如果政治集權和過度商業化是傷害傳媒公共性的主要來源，那麼前者很可能是中國大陸所面對的最大威脅，而在相對開放的社會，後者則是主要威脅之所在。過往不少學者把新聞的專業主義看作是開放社會發揮傳媒公共性作用的手段。例如在台灣，大家所倚重的是傳媒人員的專業義理，希望他們凡事以專業守則作為標準，由此發揮傳媒整合大眾利益的作用。但如羅文輝和李偉農的論文所顯示，新聞人員的一些編採手法是有爭議的，他們的手法也會隨?時空的轉移而更迭。為何產生這些變化？他們認為這是台灣傳媒生態商業化所造成的。如果我們把目光從新聞人員的專業認知轉到他們實際的行為上去，我們相信，專業義理促進傳媒公共性的作用更要大打折扣。專業主義和傳媒公共性之間有什麼關係，專業主義跟汪暉所說的「去政治化」又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深究。

在開放社會中，收視率是調控商業電視運作的最常用機制。林照真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對收視率的過度重視，使台灣的電視業無法健全發展。結合台灣多年來對於公共電視的爭議，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商業化對傳媒公共性的威脅和由此引發的對策思考。

傳媒公共性問題的提出，在互聯網日漸普及的情勢下顯得特別有意義。互聯網有別於傳統大眾傳媒，它獨立和互動的形式，以及其縱橫交錯的網絡功能，讓它表現出廣泛的公共性，也讓它在傳媒公共性的發展進程中起到愈來愈重要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在大眾傳媒受制於權力中心的社會，表現得特別明顯。互聯網如何擴展言論空間，如何為公民社會開道，如何達致更大的公共性，這些都是關鍵而及時的問題。去年以來，中外學界至少有四本專著先後出版或正在出版，它們從不同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探討中國傳播的公共性問題（Zheng, 2008; Qiu, 2009; Yang, 2009, forthcoming; 胡泳，2008），顯示出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本刊也正在組織「新媒體事件」的專輯，希望從新媒體事件的角度探討相關的公共性議題。

「視覺．文本」是本刊新設立的欄目，目的是要引發各方對視覺傳播的重視，促進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對於有關視覺文本生成、形式及影響的理論與方法的探究，誠如該專欄編輯馬傑偉和周配霞所言：「視覺直觀的表達方式，直接挑戰?文字語言的權威性和其生產的文化界線，對跨文化和跨學科的傳播研究起?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