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傳播與社會學刊》收錄學術對談與研究論文共七篇文章，這七篇論文展現了傳播研究在跨文化傳播、新舊媒體的轉型，以及媒介融合化時代的新思路；文章創新之處包括︰華人傳播研究的再思考、新媒體研究之視角與主題的創新、研究對象與主題之豐富化，以及引入其他學科理論的花火。

本刊於創刊十週年之際，曾邀請《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新聞學研究》、《中華傳播學刊》、《傳播研究與實踐》、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等十本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主編或資深編輯參加「華人傳播研究與學術期刊」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的圓桌討論圍繞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和挑戰等十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本期學術對談完整記錄與呈現這場討論。

本期的傳播論壇刊登了徐來研究員與黃煜教授以「新媒體時代中華新聞傳播學（刊）的發展前景與格局」為題的論文。他們藉《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十週年、全球各地華人新聞傳播學刊主編們齊聚香江之盛會，針對新媒體技術衝擊下的三主軸︰「向何處去？」、「倚何處立？」與「以何為本？」探討中華新聞傳播的新里程。

「華人傳播」係指植基於華人文化之意義建構與分享行為的研究，以下課題是華人傳播研究的軸心議題︰華人傳播研究主要的研究取向為何？華人傳播研究應建構「普遍性理論」（global theory）抑或專注於解決「有意義的在地性問題」（meaningful local problem）？再者，與目前西方主流理論相較，華人傳播之本質在世界觀、理論預設與研究方法上，是否有其特殊性？理論建構所需關照的前提問題為何（黃懿慧，2012）？

針對上述問題，本期傳播論壇提出許多精闢論點。誠如徐來與黃煜所言，華人傳播研究尚缺乏根植於中華文化的理論創新，針對這窘境，兩位作者呼籲華人傳播學者：「回到過去」—對歷史與文化進行深度思考；「存同求異」—對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學研究成果作充分且系統的分析，然後有選擇性地吸收與運用；「著眼當下」—帶著問題意識對具體事件進行研究，拓展現有理論，乃至於開創新理論。

本期刊登的六篇研究論文則呼應上述學術研究關懷，期能給華人傳播界的眾學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在本期的研究論文中，有三篇論文聚焦於探討新媒體議題，其中兩篇論文以具體事件為觀查主體發展其論述。首先，「社交媒體是否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功能」一直是全球傳播學者關注的熱點，也是學者與實務界人士一致的困惑。陶振超的〈傳播個人性與動員：社交媒體比親身接觸、大眾媒體更有效？〉一文挑戰科技決定論觀點，提出「相較於親身接觸和大眾媒體，社交媒體所擁有的社會動員功能真的足夠強大嗎」問題。本研究以台灣頂新集團黑心油事件為研究背景，通過歷時10天共395人的網絡調查，一方面探究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的社會動員效果的差異，另一方面則對大眾媒體（報紙、電視、網路媒體）與社交媒體的動員效果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經由親身接觸（被邀請）仍是該事件社會動員最有效的管道，研究結果發現，社交媒體的社會動員效果仍不如親身接觸。

鄭宇君與陳百齡的〈香港雨傘運動的眾聲喧嘩：探討Twitter社群的多語系貼文〉則以香港雨傘運動為觀察主體，在全球社交媒體語境下，探討不同語言Twitter用戶對於雨傘運動的討論，並比較繁體中文社群、廣東話社群、英語社群、簡體中文社群對於此事件的關注情況與傳播模式差異。本研究發現，Twitter英語社群的參與形式主要為透過轉推（retweet）國際媒體帳號的貼文進行。相較而言，Twitter上本地社群（繁體中文與廣東話社群）的參與較為頻繁、持續且富有自主性。此外，Twitter的跨語言或跨地域用戶扮演不同社會網絡間之橋樑，能夠同步將運動現場的狀況透過人際網絡轉遞出去，有助於全球社交媒體中的訊息擴散。簡言之，本研究挑戰社交媒體使用者具有一致認知與態度之預設，深入分析Twitter 使用者傳播模式的差異。

本期有兩篇論文試圖從其他學科獲取新的研究思路與靈感。陳爽、張錚、王可欣與周明潔的〈社會事件類微博的情緒性對資訊傳播的影響—捲入度的作用〉引入心理學中關於情緒理論的研究，探討「微博文本之情緒性」在社交媒體上的角色與重要性。本文抓取真實微博文本，進行三個系列研究，研究一使用文本分析工具，考察微博情緒性對資訊傳播的影響。研究二採用人工評價微博的方法，探明為什麼情緒性會對資訊傳播產生影響。研究三同樣使用人工評價，探討影響情緒性與資訊傳播二者間關係的調節變量。該研究發現，「微博文本之情緒性」對於傳播效果起到顯著且正向的影響，此外，情感捲入度完全仲介微博情緒性對資訊傳播的影響，認知捲入度在微博情緒性影響資訊傳播的過程中也起到調節作用。

楊石華的〈跨文化對話間性空間的建構與完善〉則力圖跳出傳播學學門視野的侷限性，引入哲學中的「間性」、心理學中的「格式塔」理論，探討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跨文化對話間性空間。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空間的建構過程及其機制是什麼？在其建構與完善過程中有何特徵？受什麼因素影響？具體有著什麼樣的運用前景？該研究以作為跨文化對話間性空間之實體化實踐—跨國企業辦公建築中的「休憩區域」為例，進行相應的闡述。

另外兩篇論文則企圖拓展研究對象的視閾，跳脫功能主義的框架，達到「以人為本」的關懷。黃俊儒的〈你唱的是什麼科技爭議？台灣反核音樂人傳播的科學知識民主化意涵〉，考察文化展演的主體—音樂工作者—在參與反核運動的過程及所秉持之科學知識民主化類型。本文以台灣反核運動中的音樂為例，通過參與樂手的深度訪談，輔以現場觀察、歌詞文本及線上影音等資料為基礎，分析音樂工作者參與反核運動的過程。研究結果發現音樂工作者參與反核運動的主要理由包括：長期的社會運動關懷、情境事件的激發以及人際網絡的串連關係，在科學知識民主化類型上，則包括政治懷疑論、風險機率論、生命哲學論、科技發展省思論及任務分工論等型態。

姜穎的〈台灣女性旅人的媒體再現與性別意涵（1980–2000）〉則透過歷史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探討1980、1990年代，「女人的旅行，旅行的女人」在台灣社會如何被詮釋、想像與期待，並藉此深探其性別意涵。本文透過多元媒體文本分析與深度訪談，解構「（海外）旅行」在西方現代性中之抽離性、跨界性別意義等概念，如何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情境中被詮釋與被實踐。

The 41st issue of Communication & Society presents an academic dialogue and seven articles that explo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and traditional media, and ideas that arise from media convergence. The main themes of this issue include the following topics: reflection 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exploration of novel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opics in new media studies, diversification of studied populations and phenomen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The gis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s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uang, 2012): What is the major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ould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nstruct global theory or resolve meaningful, local problems? How are the worldview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imilar to or different from Western research paradigms?

The Communication Forum raises inspirational arguments. As Xu and Huang stated,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lack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that are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Both Xu and Huang encourag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o "return to the past" (by reflecting on history and culture), "sustain commonality while striving for uniqueness"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by selectively learning from and applying these insights), and "to focus on the present" (b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specific phenomenon through a researcher’s lens in order to expand knowledge in new directions).

In this issue, three research papers investigate specific incidents related to new media, and another two papers borrow theori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to bring new insights to this field. The final two studies explore a "people-oriented" research approach. All seven articles echo the theoretical call.

本文引用格式﹕

黃懿慧（2017）。〈華人傳播研究新路徑之探索〉。《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1期，頁v–x。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H. C. (2017).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adventur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1, 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