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斷改變，有些變化是漸進的、和風細雨的，有些則是劇烈的、地震式的改變。後一種是當今媒體正在經歷的改變。現代科技的發展帶來了互聯網、社交媒體和虛擬現實，它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著傳播方式。我們的傳播環境、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都會因為新技術而更新。新媒體的運作規律使我們需要對傳統的傳媒理論重新設置、重新定義、重新思考。傳播學中經典的概念也因為新媒體的到來需要推陳更新。例如「大眾傳播」、「守門人」、「議程設置」、「人際傳播」這些概念，我們都需要重新審視。「大眾傳播」中大眾的同一性、被動性和數量都不再成立。新聞「守門人」概念的提出本來是為了探討話語權，認為媒體精英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傳統和意識形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每個用戶都可以不經過主流媒體而從各種渠道獲取信息，這個概念包含的權力就小多了。幾十年前，媒體統一發聲，對某一問題關注就可以設定媒體議程，但現在媒體分眾了、破碎化了、議程的設置也就不再集中在主流媒體上了。

本期的八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對傳統理論的傳承與改良或對新傳播概念的發掘。有些是檢測傳統理論在新傳播環境中的適用性，譬如對議題設置的思考、對意見領袖的解讀、對政治參與的測量、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策略，以及政治糗聞的新研究。有些是對新的傳播環境提出新的思考，譬如真實與虛擬的社會支持、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新概念，和紀錄片的世界主義重構。

本期的學術對談由黃懿慧教授邀請佛羅裡達大學Wayne Wanta教授討論議題設置理論。這個經典理論發展近50年來發表的論文無數，這是傳播界少有的、由傳播學者自己開創的幾個理論之一。Wanta教授對該理論產生的背景，其前提假設和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發展前景都有生動的回顧和切實的反思。最後總結更是一針見血：議題設置盛久不衰的原因本在於它的研究始終關注一個重要的命題，即人對所處的社會環境的感知過程。毫無疑問，這是人人都關心的課題。

銘傳大學倪炎元教授的論文從論述策略的視角，檢視台灣官方在太陽花學運中的論述策略，並利用批判論述分析對語言、價值與論證一一評判，解析政府掌控政策話語權的手段。研究表明，馬英九與學運團體的論述策略對比鮮明，雙方都無意向彼此對話，並都在論述操作中將對方「客體化」或「他者化」，也都選擇向公眾進行召喚，雙方都大量藉由自我指涉的「我們」召喚民眾的認同。雙方都嘗試將「不民主」的價值框架，加掛在對方身上。讀來頗有趣味 。

Paul Lazarsfeld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提出「兩步論」，主要論述意見領袖在大眾傳媒中產生的重要作用。針對新的傳播環境，龐雲黠和苗偉山兩位研究者則利用心理學的同質性原則對新浪微博平台的意見領袖群體進行研究，文章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了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關注關係」以及「互動關係」，探討了「群體極化」現象產生的結構。本文收集的234位意見領袖的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可謂林林總總，全面又有權威性。

劉毅、郝曉鳴對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的研究內容充實，參考文獻詳盡。論文利用社會學的代際差異理論，採用比較性較強的配對樣本對大學生和他們的父母進行調查，探討時政新聞接觸、內在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與公民政治參與的關係。這些概念在民主國家被經常關注。中國大陸不同年代的人群所經歷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環境差別巨大，時政新聞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該文創新式的比較研究意義不小。

虛擬世界是新媒體的一大特征，也給我們的傳媒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新的機會。盧鴻毅, 劉珈瑄和曹汶龍對失智症病人的社會支持研究從真實世界面對面的支持發展到線上的社會支持。結果發現很多有趣的互補和利弊之處。文章總結提出:如果面對面支持團體與虛擬群組雙管齊下，可提供失智症病人的照顧者即時且多元的社會支持。文章對資訊性支持、情緒性支持、社會網絡支持、實質性支持和自尊性支持在這兩個界面的體現描述詳盡。虛擬世界也產生了虛擬藥房。林承宇的論文和本期其他論文均嘗試融合社會科學跨領域的方法概念，結合具體的社會研究方法來填補過去傳統法學的不足,為跨領域規範議題提供一套從法制到行政執行的新思維。論文通過文件分析法解釋藥品廣告背後政治經濟結構，討論藥品廣告在虛擬世界的法規和管制問題,提出傳媒政治經濟學這一新的概念,為解讀國民健康權利提供新的思維，對藥品廣告規範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如果前面的文章多利用跨學科的概念和方法，徐亞萍對上海電視台紀錄片口述歷史的研究則給我們帶來「跨國遷移」這一有趣的現象。文章用「世界主義」這一思想審視見証紀錄片出現的一種趨勢，即本土及跨國的紀錄片工作者、社會活動家、證人、觀眾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口述史料的生產和針對口述證詞的意義建構。這種紀錄片超越地理制約和國民身份，將紀錄片主題描述為世界共享的現象。論文提出口述見證人是主動的自我表演者，紀錄片中的口述史料並非完全被動和客體。強調紀錄片文本是對社會當代現狀及歷史經驗的雙重複原。

本學刊是國際傳播協會(ICA)的官方附屬期刊, 每年要求發表一篇雙語論文。本年度的論文由周樹華和Lindsey Conlin、Yeojin Kim和單舟共同完成。他們利用社會學的「期望違背」理論研究前人基本上沒有系統涉獵的政治糗聞 (political gaffe)。在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無處不在的情況下,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皆受到公眾的嚴格審視,小小糗聞足以改變一個政客的命運。該文系統地對政治糗聞進行闡釋和分類,分為「斷章取義型」、「敘述失當型」、「事實錯誤型」、「金斯利(Kinsley) 型」、「話筒門型」、「肢體表現型」等糗聞, 並用內容分析法檢驗分類的嚴謹程度，考察政客的個體特質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如何影響政治糗聞的報道方式。糗聞研究在當今政治極化和政治正確環境下更顯意義，因為最具新聞價值的異常性事件，正是那些政客在精心籌劃的表演中偏移、出丑、或失控的瞬間。

本期的多篇論文雖然著墨點不同，方法各異，理論視角各自呈現，但它們都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對比思考，互相襯托的結晶。這些研究在將來的一段時間都會在這兩者之間游弋。但我們知道，媒體生態、媒體技術和媒體操作正在快速地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範式。新的時代，新媒體的產生對信息、對生活和對社會帶來了新的可能，產生了新的思考，也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天地。希望本期刊登的論文和我們辦刊宗旨一致，對大家生活和研究有啟迪作用。

The best research always revolves around theory, whether it is toward theory building or about theory testing. However, with today’s ever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one has to wrestl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ssumptions may have changed and circumstances may be entirely different. Papers in this issue ar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reflecting this reality: testing established theories with a new set of variables or proposing new concepts befitting a new situation. As a result,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rumination on agenda setting, opinion leaders i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efficacy and news exposure,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times of crisis, and political gaffes in elections. On the other, we are also treated to provoking concepts such as virtual social suppor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is issue serves as s testament that research helps to crystalize the utilities of old and new theories and it ultimately advances our knowledge.      

本文引用格式：

周樹華（2017）。〈傳播研究的承先啟後和推陳出新〉。《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2 期，頁v–ix。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ou, S. (2017).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and future: How research help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2, v–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