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這些文字的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已進入了第三年，同時，突如其來的俄烏戰爭也已打響了一個多月。這兩大事件讓人們再次警醒：原來，人類社會的靜好歲月、和諧世界，遠未獲得切實的保障。換言之，人類先天後天的缺點、弱點，諸如狂妄、欺詐、愚蠢、貪婪等等，仍大有機會，時不時興風作浪，帶來各種大大小小的災難。

        在此背景下，人們當再次深切地體會到：平靜似水、衣食無憂的日常生活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來之不易，實應倍加珍惜。如果社會各界都能常有憂患意識，既忠於各自職守，又堅持公義準則，或可將問題、損害減少到可控制、可承受的程度和範圍。

        學界無疑也要努力履行相應責任。當然，學者不是官員、記者、 醫生、軍人，對管理、報導、治療、征戰無能為力，但可運用自身學識，為各種社會症狀尋找原因、探索規律、構造理論、建議對策，由於當前社會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既廣（面向）又深（根源），故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界 —包括傳播學界，可以大有作為。 這裡的一個關鍵是，學者能否「看」到問題所在—不限於政治、 經濟層面的重要事件，而是能涵蓋文化、生活層面的林林總總的日常現象，這就要求學者具備寬廣的視野、深厚的功底。令人欣喜的是，僅從本期刊載的數篇論文，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具有溫情和人性，貼近生活、關注百姓的治學態度，躍然紙上。

        龐雲潔、林升棟、宣長春的〈相親角中的身體傳播實踐：缺場與在場〉從社會空間和身體傳播的視角出發，以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為例，分析缺場的身體如何被再現，以及在場的身體作為媒介如何與社會空間進行互動，讀來親切、有趣。而路淼的〈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工人文化宮國家記憶之流變（1949–2015）〉與之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將新聞生產看作是一種記憶實踐，基於對媒介關鍵詞、口號與流行語的分析，揭示了國家記憶中的文化宮如何從「工人文化」、「革命文化」轉向「商業文化」以及「公共文化」。

        如果說，相親角、文化宮屬於空間媒介和空間文化，則普非拉、林升棟的〈「桃花源」與「伊甸園」：李子柒視頻的跨文化解讀〉和徐翔、周詩凡、靳菁的〈社交媒體使用中使用者內容生產的同質化—基於新浪微博樣本的使用者相似度分析〉，聚焦於新興媒介的社會影響，富有啟迪意義。前者對李子柒視頻在微博和YouTube中的中英文網路熱門評論進行了比較，發現中國觀眾以接近視頻生產者編碼的方式解碼視頻，呈現出「桃花源」式的意義解讀，西方觀眾則通過協商式解碼， 呈現出「伊甸園」式的意義解讀，兩種解讀依據的闡釋框架根植於中西各自的文化傳統。而後者以新浪微博7,825個使用者及其內容生產為樣本，從帖子內容同質化、個體同質化、範本同質化三個層面，考察用戶與微博整體的平均趨同度的提升。結果顯示，隨著微博使用程度的加深，用戶與整體及範本的同質化和平均的相似度，都顯著加強。

        除了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之外，另外兩篇論文將目光投向了與正義、災害相關的社會重大議題，發人深省。楊春、林芬的〈流動的正義建構：案件型媒體事件的演變（2000–2016）〉，關注由司法案件引發、大量媒體報導構成的「案件型媒體事件」，通過梳理16年間的同類事件，分析國家、公眾、媒體和法院共同建構社會正義認知的動態過程。研究發現：社會矛盾、媒體生態和司法改革進程共同推動了正義建構機制的演變。而閆岩、劉子琨的〈被個別詮釋的災難：六起特大事故的新聞框架與災難敘事〉，以六起被正式國家公祭的重特大事故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事發一年內中國大陸重要媒體的新聞文本，考察事故新聞框架、災難敘事及其變遷形態。研究認為，六起災難的新聞框架在整體上是事件驅動型的國家行為再記錄，表現出國家權力導向的 「救災」式範本。

        以上六篇論文，視角不同，內容多樣，觀照了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們的共同之處則在於，運用規範、適當的方法，得出具有新意、洞見的結論，這也是任何科學研究之所以能獲取成功的不二「訣竅」。

        誠如Piel（1988，轉引自周樹華，見本期「學術對談」）所言，「不發表，科學亡」。為了讓更多的學界新人對論文發表的具體方略得以一窺門徑，領悟其中的精細和奧妙，本期的「學術對談」特意組織了一次〈主編解疑：走出SSCI期刊發表的迷宮〉。固然，無論中外，優秀論文的 標準是大同小異的，但以英語發表的成果，無疑擁有數量更大的國際讀者群，因此，對談由周樹華、哈筱盈、鍾布、沈福元等四位SSCI期刊資深主編，基於各自的豐富經驗，就SSCI期刊論文爭取發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解疑釋惑，娓娓道來，如數家珍，相信對此有興趣、有需要的廣大讀者必將從中獲益匪淺。

        Two months ago,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unexpected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broke out. We therefore feel that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enjoy peaceful daily lives. If our community is prepared for unexpected developments, and if everyone is dedicated to their duty and justice, we can probably minimize the damage caused by this unexpected developm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cademia also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Scholar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can investigate reasons, explore rules, construct theories,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ers regarding emerg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t is crucial that scholars point out key questions about issues concerning matters pertaining not only to politics and economics, but also to daily life. Hence, scholars must maintain a broad perspective based on a solid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All six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address key questions in our daily l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we invited the editors of four SSCI journals to guide reader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journal publication, which is another aspect of the daily lives of scholars.

本文引用格式﹕

張國良（2022）。〈日益貼近生活的傳播學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0 期，頁v–viii。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ang, G. (2022).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daily lif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0, v–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