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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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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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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序言Special Issue Preface |
| 文化研究新領域：城市屏幕文化 |
| Public Screen Cultures: An Emerging Field in Cultural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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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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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陳錦榮、馮應謙 |
| Author |
John Nguyet ERNI, Anthony Y. H. FUNG |
| 摘要 |
2010 年6月，第八屆文化研究國際會議Crossroads首次在香港舉行，主辦方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為期五天的會議吸引了世界各地500 多位學者參加，會議其中一個與傳播學有關的主題是裴開瑞(ChrisBerry) 所提出的「公眾屏幕文化」(public screen cultures) 或「城市屏幕文化」。
在這裏我們或許要解釋「城市屏幕文化」的由來，screen在傳統上是電影或電視的螢幕，隨着電腦互聯網與多媒體研究的興起，screen 也可指電腦的螢幕。近年public screen在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和後現代論述中是指一種新的數碼影像的介面(interface)，研究重點在於其影像、內容在公共空間對個人、聚群、群組，或城市式社會的影響、改變和衝擊，甚至有論述指出public screen 是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後，能夠推動民主、個人和社會解放(emancipation) 的一個新媒體。
為簡單起見，我們在這專輯把所有public screen culture 稱為「城市屏幕文化」，屏幕涵蓋的意思比「螢幕」略為寬廣，因此，現在偶爾在商場和一些藝術表演中的投射，雖然「屏幕」沒有自我發亮，不是一種螢光幕，也可能是「城市屏幕文化」的一種。當然，「屏幕」不只出現在城市中，但我們這個專輯的重點是城市文化研究的延伸，因此，我們把public screen culture 統稱為「城市屏幕文化」。
事實上，公共屏幕於大城市中無處不在。從八十年代開始，電視機上的移動影像已從私人家居，漸漸進入公共場所和空間，包括酒吧、百貨公司櫥窗及醫療診所等。屏幕的迅速擴散、出現的規模及傳遞的資訊，全都融入了城市文化和我們生活文化之中。然而，這種「新」的傳播形式和現象，至今仍未有系統的分析，更不用說理論的開拓。傳播學者可能觀察到這種城市屏幕無遠弗屆的景象，也知道屏幕的影響力，但Zlatan Krajina (2009) 認為這並不足夠，他建議「是時候把對城市屏幕的肯定作為起點，而不是終點，進而提出可能的途徑，以探索城市屏幕的特別傳播模式」(402)。裴開瑞在本專輯的文章中特別呼應這種看法，他提出：「公共屏幕的日常性(everydayness)被忽略，也許因為屏幕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所以除非是極其巨大或是播放着預想不到的內容，否則很難為人注意。但它們實際是如何被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呢？全世界的用法都一樣嗎？就如都市生活其他方面都出現的後現代同質化(postmodern homogenization)？」本專輯的論文探討的正是這些理論和文化問題。
讀者也許會問：在現今城市以視覺為主的傳播方式，我們如何準確地界定城市屏幕的觀眾或媒體對象呢？當然，戶外電子屏幕和大多數人習慣觀看的屏幕有所不同，比如家居的電視屏幕、電影院的屏幕，就跟戶外城市屏幕就有所區別。然而，我們或許也意識到，公眾屏幕還包括我們手機上的個人小屏幕。後者的用途既私人又公開，或更準確地說，是半公開的。事實上，城市屏幕媒介的興起，與其說是媒體生產商希望以資訊充斥環境，不如說是「飢餓」的媒體用戶尋求越來越個人化的各種媒體食糧。因此，研究城市屏幕的日常性要從其公共性談起， 包括屏幕的空間佔用、在公共空間展現的各種社會、文化和美學功能、「新公眾」的創造和改造 ，以及用戶自己制訂的半公開使用模式。
除了屏幕的受眾外，屏幕對城市的環境影響也是學者所關注的議題。一般研究城市屏幕文化有三種普遍的誤解。第一、後現代論述簡單地視「環境中的媒體」為「媒體即環境」，忽略了這種獨特媒介的存在環境中的特殊影響；第二、沒有仔細釐清公共屏幕「外表和內容」的分別，更會視它們為新的城市空間。專業建築師經常提出城市屏幕不只是建築結構的表面，建築物的外層就像人體的皮膚：它不只是表面，更是一個重要的身體器官；第三、會視屏幕文化為全球化趨勢之一，於是討論都圍繞「雷同城市」之一概念(Koolhaas, 1995)，並沒有回歸到城市屏幕的社會和美學功能及實際應用的特殊性。在學術界傳統或者McLuhan等現代主義者對媒介的理解，現在已為後現代的觀念所取代，後現代都是泛指「莫名其妙的媒體整體性」，伴隨着「閃閃發光的眾多影像和聲音」，「成為標誌性的豐足…… 當代的環境」(Gitlin, 2001: 11, 14)。這些空洞的論述未必能說明這種新媒體的影響。本專輯強調媒介理論學者如Anna McCarthy (2001) 的城市屏幕日常的本地特性，並以McCarthy 的研究作跳板，研究當代數碼屏幕文化是闡釋在複雜的環境中，資訊和影像如何被運載和展示，形成新的公眾意識、美學魅惑和變革式社會媒介。
本專輯的作者各以自己的方式，開展他們的實證研究項目，當中的理論見解均觸及上述的議題，所得出有關城市屏幕文化的結論各有不同。裴開瑞的文章探究上海不同的電子屏幕如何根據不同安裝地點（如交通樞紐、博物館和零售中心）的特殊性，展現出不同的傳播模式。他認為屏幕出現的地點和位置會改變屏幕的主要功能。從指揮火車站的人流、調節遊客對博物館展覽的體驗，以至吸引遊客的零售中心都可視為「世俗魅惑」的美學體驗。裴開瑞認為最重要的是，城市屏幕會因着其特定地點、環境及受眾發展出其本地性。換句話說，公共屏幕是連接點，它連結以及擴展個體式的公共體驗和意識。裴開瑞蜿蜒遊走於上海的城市景觀中，同時在店舖入口、住宅小區和巴士上，發現眾多滾動「走字」屏幕和文本屏幕的歷史連續性。他認為這種以字標示內外之間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封建時代；而現今轉換成文本電子屏幕，則是中國市場經濟興起下更大文化轉型的其中一部分。
Nikos Papastergiadis和Audrey Yue及 Sun Jung 兩篇文章中討論有關個體化經驗和新的公共媒介意識的主題。兩篇文章有一共同焦點：2009 年在松島（南韓仁川）和墨爾本（澳洲）舉行的大型藝術活動，兩地的戶外城市大屏幕同時展示數碼藝術和公眾短訊。Papastergiadis強調跨國和跨空間城市屏幕的文化實踐，更廣闊地討論藝術大都會主義如何影響公共空間的當代應用；Yue 和Jung則將注意力放在活動本身，松島和墨爾本之間這種現場遠距離直播活動，是如何透過跨國公共領域的潛能，實現他們所說的「進行文化公民身份」。他們認為了解大型藝術活動不僅是要分析計劃的技術、策展、藝術上挑戰，研究屏幕如何豐富媒體環境的組成部分，以至分析日常生活如何受全球流動性和跨國傳播新模式的影響都是有意議的研究範疇。
Papastergiadis在面向全球的藝術實踐中，發現「美學的大都會主義」，他把重點放在五個層面或趨勢，包括去國家化、自反的好客、文化翻譯、話語性和全球公共領域，這些趨勢正在塑造當代藝術的軌跡。Papastergiadis認為，這些不僅是美學大都會主義的趨勢，同時也是對全球大都會主義批判的特別模式。也就是說，它們體現藝術大都會的理想，同時傾向融合一種全球化的批判作為其物質產生的一部分，當中還體現了藝術如何回應、擴展政治辯論，以及這種新興美學形式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最後，這些面向全球的藝術實踐，如松島—墨爾本計劃，開展了新的美學論述，有助了解媒介化形式的社會連接和自我反省模式的主體性。
Yue 和Sung 研究同一計劃，但他們利用觀眾調查來實證研究跨國文化公民身份。他們認為，儘管在松島的年輕南韓參與者都意識到仁川自上而下的都市再生計劃，從市民對城市開放式劇場之戶外空間的回應，顯示出跨文化空間也可以通過他們自身的媒介消費經驗來創造。南韓觀眾可直接參與SMS短訊表演，通過城市屏幕的發佈，鞏固社會歸屬感和身份。這種跨國社會歸屬感和身份跟裴開瑞「世俗魅惑」的概念一脈相承，後者體驗了全球藝術化為城市景觀的樂趣，亦以全球城市作為藝術實體。
如果透過上述所指的SMS短訊可以獲取大都會的體驗，那麼更平凡的日常生活短訊、拍照、在博客和facebook 上載資訊或照片，則是一種更個人化的方式去掌握社會歸屬感和身份。誠然，再大的屏幕都比不上個人手機的小屏幕，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建構一種更深刻的普遍性和「公共親密」，它們也即是說手機屏幕重新建構私人領域，更準確地說，是把私人領域轉變成半公開的分享和消費領域。那麼，親密的新形式如何傳播和分享？手機的小屏幕如何傳播平凡日常生活的美學？這是Helen Grace 的文章中探討的問題。
參考Simmel、Bourdieu、 Lefebvre 和 Deleuze， Grace 探索香港個人博客的照片分享世界。在考慮手機圖像和它們產生的背景（香港）時，她特別注意是圖像產生的時間和事件，以及影像建構「片刻」的角色。受Lefebvre 影響，Grace 認為手機照片的文化意義在於顯示「片刻」，片刻是非連續性的，因而與先前的片刻區分開來，因此「片刻是獨特的，而相對來說的一刻，可以被看作是『任何片刻』」。
這一片刻的理論，為平凡的場合和生命中無關緊要的事件賦予意義，也使我們得以用人類學的角度關注圖像，並以更哲學的方向來思考這個問題。 Grace 的研究與我們之前討論的話題不同，她強調的是重新建構所謂的「一般感知」。不過，這種一般感知有它自己的魅惑，捕捉和形成媒介、身份，甚至是一種日常的文化公民身份意識，隱隱和裴開瑞、Papastergiadis和Yue 及 Sung 有關公共屏幕的研究相互聯繫。
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仍然存在：城市屏幕如何構建文化公民身份？它們如何產生大都會主義，以及美學消費如何塑造主觀的世界觀？這些都是和權力有關的問題。本專輯收錄Scott McQuire的文章，是為了在城市屏幕文化的探索中突出權力的影響。 McQuire (2008)的《媒體城市：媒體、建築與城市空間》一書提醒我們，城市屏幕靠電力支撐，產生新的空間並調節權力關係。McQuire指出，「通過建築結構和城市地區、社會實踐和媒體回應之間的合作構成這一複雜過程，媒體城市因而出現」 (2008, vii)。McQuire認為，電氣照明科技將市場、電子標示、聚光燈，甚至街燈轉化成政府權力模式下的「經濟武器」（如警察在犯罪猖獗的社區工作， 因為那兒充滿光線不足的角落和空間）(McQuire, 2005; Nye, 1994)。McQuire在本論文暫且不討論城市屏幕險惡的一面，鼓勵我們多思考其解放潛力。
McQuire 強調有關權力的討論，憑着我們對數碼網絡和傳播科技的駕馭，提醒我們個人（或與其他人或組織）都有探索城市、推動社會空間或跨國層面互動的能力。他的文章探討新的數碼網絡與舊的權力結構如何磨合，從而生產出新的數碼工業的政治經濟、法律和規範等。McQuire 引導我們考慮城市屏幕在數碼權力網絡的環境下，可以發揮戰略作用，促進公共空間參與和媒介的新模式。他的興趣是尋找另類城市屏幕，他的定義為：「屏幕展示極少廣告，甚至沒有廣告，但卻尋求顯示新的內容範圍，培育新的機構夥伴關係，特別是實踐新的公共觀看模式。」更具體地說，他希望我們注意作公共空間廣播、公民夥伴關係與藝術的屏幕。最終要認識到，城市屏幕構成了新的傳播平台，擁有獨特和尚未開發的可能性，去發展公眾參與、傳播和對話的特別模式。
總而言之，我們希望本專題令讀者認識批判審視城市屏幕文化現象的重要性：作為世俗魅惑的物質組成部份、作為美學大都會主義的場地、作為建立跨國文化公民身份的跳板、作為分享日常情感和親密形式並建構一般感知的平台，以及社會和經濟權力的商業網絡外的替代品。我們希望這些優秀文章，可以促進有關媒介城市進一步的討論。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用城市屏幕文化作一引子，說明新的傳媒和媒介的研究領域。隨着科技、都市化、全球化和個人意識的抬頭及不斷湧現，今天傳媒學的發展並不能因循或只重複過往過度集中於媒介本身和其影響的議題。透過這一次Crossroads國際會議的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城市屏幕文化，我們希望讀者了解文化研究對當代傳播學的拓展有重大貢獻，並體認只有通過跨學科的角度，才能更準確、更具前瞻性地研究新的傳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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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his introduction helps to frame the present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this special issue, by providing a brief outline of the theoretical concern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urban public screens as “media objects,” as well as the arguments in media and architectural postmodernisms that offer the broader contextual impetu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screens. In their own ways, the essays in this collection suggest that contemporary digital display culture is about the carriage and projection of context-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images, forming a new sense of publics, aesthetic enchantment and transformative social agency.
本文引用格式
陳錦榮、馮應謙(2012)。〈文化研究新領域：城市屏幕文化〉。《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1 期，頁17–24。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Erni, J. N., Fung, A. Y. H. (2012). Public Screen Cultures: An Emerging Field in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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