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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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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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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序言Special Issue Preface |
| 華人社會電視國際新聞比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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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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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李立峯 |
| Auth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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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傳播學中有關國際新聞的研究至少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其中一篇幾十年來被重覆引用最多的早期研究文章，是1965 年兩位北歐學者Johan Galtung 和Mari Ruge的《國際新聞的結構：四份挪威報章對剛果、古巴和塞浦路斯危機的呈現》。該文章開創了「國際新聞流動研究」（international news flow studies）的先河。研究提出了一些關於國際新聞背後的新聞價值（news values）的假設，例如國際新聞報導的多半是有關精英國家中的精英人物的事情；負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多被報導；一個國家在地理及文化上距離「本國」越遠，它被報導的頻率就可能較低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Galtung 和Ruge 的文章是在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上發表的。說國際新聞研究旨在促進世界和平可能在表面上有點跨張，但正如美國在發生911 恐佈襲擊後，不少傳播學者及資深新聞工作者都指出，美國媒體在九十年代開始為國際新聞投放的資源越來越少，令美國人越來越不了解世界，亦不了解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怎樣看待美國，這使得應該被質疑的外交政策沒有被質疑，加深了美國和個別國家及群體之間的裂痕。用Galtung 和Ruge（1965: 64）的較具普遍性和概念性的語言來說，國家及個人在國際社會上的行動都建基於各行動者心中有關「國際現實」的影像。雖然新聞傳媒並非這些影像的唯一來源，但新聞媒界持續地及恒常地為大部分市民以及政治精英提供這些影像，使得它不容被忽視。而由於機構和個人的行動是否合理和充份往往跟作為行動基礎的影像是否合理和充份有密切的關係，有關新聞媒界向世界提供了甚麼影像的研究實在有高度的重要性。
Galtung 和Ruge 的文章充滿五、六十年代歐美傳播學研究的味道。它對大眾傳播的理解是線性的資訊傳遞─世界事件通過傳媒機構和工作者的認知而轉化為媒介影像，而媒介影像則再通過個人的認知和吸收轉化為每人腦海中的「世界」。在今天的學術界中，我們大概應首先指出，並沒有一個「客觀世界」讓媒介來「反映」，媒介是根據零碎的事實有選擇性地為我們建構關於世界的圖像。同時，過去數十年的國際新聞當然早已超越了對新聞流動問題的關注，學者對國際通訊社的重要地位、駐外記者的工作形態、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新聞生產、「全球性」新聞機構（如CNN、Al Jazeera）的特徵及其對國際新聞傳播的影響、國際新聞內容的本地化等問題和現象，都已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但回顧華人社會，無論是有關華人社會中的媒體如何報導世界，抑或是有關世界各地的傳媒如何報導華人社會的研究，若以問題的覆蓋面之廣及內部複雜性之高而言，現有的研究加起來實在不能算多。例如在世界上的媒體如何報導中國方面，若論正式的學術研究，從批判新聞學的角度看美國傳媒如何報導及談論中國，大概是最多被分析的題目（如Lee, 2002; Lee & Yang, 1995）。但有關其他國家的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相關研究則非常缺乏。英國學者Colin Sparks（2010）在最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一個信念廣泛地存在於中國人民之間，就是『西方媒體』系統地和惡意地扭曲中國的社會現實。」事實是否如此？Colin Sparks 自己對英國報章的觀察是，大眾化報章對中國其實沒有多大興趣，報導量其實很小，但該小量的內容的確是非常負面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而精英報章對中國關注較多，報導亦沒有那麼負面。由此可見，世界上的媒體中並不只有一個中國形象，我們需要更多研究，才能了解中國如何被不同國家的媒體所建構。
同樣，華人社會的媒體怎樣報導世界，過去亦不算有很多的研究。王泰俐等在本專輯中的文章對台灣的國際新聞研究作了一個回顧，但從回顧所見，有關台灣媒體的國際新聞研究，在過去三十年並不多。在香港和新加坡，有關本地媒體如何報導國際新聞的研究大概更少。
在這背景之下，以色列的Akiba Cohen教授所統籌的國際新聞比較研究項目，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去填補華人社會中的國際新聞研究的空白，並嘗試為國際新聞研究本身作出獨有的貢獻。比較研究項目共包括17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四個地區，即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是廣義的華人社會。各地區的負責人和參與者在〈寫在卷首〉中已有提及，這裡不贅。在比較研究項目的第一階段（即內容分析階段）結束後，我們開始策劃期刊專輯。由於研究資料的豐富性，以及為了照顧不同讀者群的需要，我們分別為《傳播與社會學刊》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組織期刊專輯。《傳播與社會》的專輯，亦即讀者現時手上的這一本，將集中在華人社會的電視國際新聞如何報導世界，而仍在準備中，預計於來年刊登的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專輯，則將集中在世界各地的電視媒體如何報導中國。
雖然來源自同一個研究計劃，但五篇文章均經過正統的匿名評審，經修改後才被接納刊登。周葆華的文章對不只華人社會的國際新聞研究，甚至是全世界的國際新聞研究而言，都是有開創性意味的。
他指出國際新聞和國內新聞往往被分開研究，前者給予民眾有關世界的影像，後者給予民眾有關國家和自己社區的想像。不過，借用國際政治學中「關聯政治」這概念，周葆華指出，正如內政和外交互相影響及為對方服務，一個社會的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也可被理解為互為表裡和不可分割的。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為案例，該文章展示了在黨國管制下的電視媒體如何通過自我優先、內外對比，以及敏感新聞最小化等策略，為電視觀眾建構了一幅「月是家國明」的世界圖像，從而鞏固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
王泰俐、周慧儀和羅文輝的文章，則集中在「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這個重要的概念上。台灣的電視傳媒高度的商業化，台灣電視新聞常給人的印象是它多處理軟性新聞或用軟性的手法來處理硬性新聞。不過，王泰俐等的分析發現，台灣電視上的國際新聞並沒有如一般想像中那麼高度的感官主義。而商業電視雖然確實較公營電視有更感官化的新聞報導，兩者之間的差異亦不如一般想像中那麼絕對。
除此以外，該文章中對形式及內容小報化兩者的劃分，以及有關傳媒對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的報導有否差異的分析，都應對其他研究有啟發的作用。
以往的國際新聞研究發現，不同國家的媒體報導的經常是很不一樣的新聞。真正具全球性的新聞事件其實並不多見。1 而在同一個社會內，不同傳媒機構所報導的又是否同樣的國際新聞？這問題是林婉瑩和李立峯的文章的主題。以「議程多元性」為重心，文章對這概念作出了系統的闡析，亦對如何在兩個不同分析層次上測量「內部」和「外部」多元性作出了討論。他們的分析發現，若以每日計算，三家香港電視台的國際新聞之間的多元程度比本地及中國新聞的多元性高。但若累計起來，香港電視的國際新聞的外部多元性其實不高。
徐小鴿對新加坡的分析也跟多元性有關。事實上，從語言和種族上來說，新加坡比香港和台灣等是更多元的社會。用不同語言廣播的電視台會否以不同的形式播報不同的新聞？依常識推斷，不同語言的頻道有不同背景和興趣的受眾，如果電視台因應受眾所需來製作電視新聞，它們對國際新聞的選擇理應有所不同。但徐小鴿指出，新加坡政府對傳媒亦有嚴格的控制，而且維持種族間的團結是新加坡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結果是，英語和華語電視台的國際新聞在題材及集中報導甚麼國家上沒有甚麼分別，兩個電視台之間的差異只在播報手法或重要題材以外的新聞中出現。跟周葆華的分析比較，徐小鴿的文章可說是從稍為不同的角度，展示出威權主義國家中的傳媒管制如何影響國際新聞的內容。
最後一篇李立峯的文章，則試圖討論全球化和國際新聞之間的關係。全球化是一個讓世界上各地的人和事越來越緊密相關的過程，一個國家中發生的事情越來越能影響其他國家和地區，而如氣候暖化等全球性議題亦越來越須要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國際組織的工作來解決，那麼世界各地的國際新聞是否越來越多報導國際組織，以及是否越來越多脫離「單國新聞」的報導？分析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更重要的，是文章將16 個國家和地區的31 個電視台進行比較分析，2測試國家特徵（如對外貿易對經濟的重要性）和電視台特徵（如電視台屬公營或是商營）會否跟新聞內容特徵相關。換句話說，該文章嘗試更直接地利用比較研究資料的特點和優勢來作分析，而分析結果亦展現了比較研究的潛力。
總合起來，專輯的五篇文章所發表的是今次國際新聞比較研究的一些初步的果實。我們期望在未來能在更多的問題和層面上作出更深入和完整的分析。同時，我們亦希望這專輯能引發學者對比較研究以及國際新聞研究的興趣。當全球化繼續發展，而中國冒起和越來越融入國際社會的同時，我們的確需要對世界各國的媒體怎樣描述對方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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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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