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傳播研究的本土化」，然後推出一個專輯，主題為「晚清．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本土化」與「現代性」同是華人學者的重要議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反映了上世紀以來華人學術發展的兩個主要趨向。這兩個趨向看似矛盾地交結在一起，表現為空間和時間上的兩個逆向運動—在空間上希望返回傳統，而在時間上又要求超越傳統。這一「矛盾」正好反映了當代華人學術的一個強烈意願：與西方學術平等對話。為了平等，華人學術需要確立起本土的主體性；為了對話，華人學術需要開拓它的「現代」視野。
因為這樣，當代華人學術需要審慎處理兩種深層關係：本土與國際（或全球），傳統與現代。當代華人的任何一項學術研究都要面對這兩種關係，華人的傳播學研究尤其如此，如何處理這兩種關係，關係到華人社會傳播學研究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過去處理本土與國際或傳統與現代的基本做法是把兩者截然二分，變成對立的雙方。譬如在如何發展本土學術的問題上，正如汪琪所說，學界「或是追隨主流，或是專注本土」。在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上，也存在類似的兩極化傾向，學界傾向於把「西方的」看作是「現代的」，把「本土的」看成是「傳統的」，主流研究於是特別看重那些與西方影響密切相關的現代主題（如「啟蒙」、「改革」、「科學」、「民主」、「時尚」等）和歷史題材（如「維新變法」、「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陸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等等）。至於那些源於本土的、自發的和另類的現代性實驗則往往被看作是不合時宜和無足輕重的。
可是新近的學術研究正在改寫這一簡單的二分模式，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學和文學等領域的一些前沿研究已經不再簡單地看待本土與國際、傳統與現代的關係，而我們的傳播學恐怕才剛剛開始這方面的嘗試。《傳播與社會學刊》應該鼓勵和拓展這一嘗試。可以告慰讀者的是，本期的「學術對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追隨主流、也非專注本土」的「本土化論述」。本專輯（「晚清．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選錄的六篇論文也都或多或少走出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模式。這六篇論文分別是梁君健的〈自發的現代性：歷史人類學視角下的《楊三姐告狀》個案研究〉，葉月瑜的〈民國時期的跨文化傳播：文藝與文藝電影〉，章戈浩的〈「科學化國術」：民國時期太極拳出版物上的現代性話語〉，菅原慶乃的〈走向「猥雜」的彼岸—作為「健康娛樂」的電影之誕生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許靜波的〈近代知識生產與傳播控制—以上海書業公所為例（1886–1930）〉，和黃華的〈從「天下」到「國家」：清末語言運動中的「聲音」和言語文化〉。
今年二月，我們還在為籌備這期專輯和「學術對談」緊鑼密鼓之時，英國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霍爾（Stuart McPhail Hall）與世長辭。為了緬懷這位國際大師，我們邀請學者撰寫了兩篇文章，包括馬傑偉的〈悼念霍爾：反思批判傳播學〉和蘇鑰機的〈霍爾：他的著作和影響〉，文章安排在本期發表。因為這一突發的安排，霍爾與本期的作者和讀者不期而遇，趕上本期探討如何走出簡單的二分模式，明眼人可以馬上看到霍爾與這一論題的聯繫。霍爾本人就反對任何簡單機械的二分法。當年馬克思主義被批評為一種物質決定論或經濟化約論，霍爾解除這一決定論咒語的做法就是把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僅僅看作是一種暫時性的「串連」或「接合」（articulation）。
本期的《傳播論壇》是鐘布、黃煜和周一凝合著的研究論文—〈新媒體時代的網路新聞研究前沿〉。這篇論文的「加盟」，給這期略嫌沉重的學刊加入了一個「新」面孔。作者依據2000 年後發表的一百多篇學術論文，為我們梳理了網路新聞研究的最新發展。可貴的是，作者還仔細分析歸納了這些研究的內容、方法和理論框架，同時討論了這些研究的問題和爭議之處，最後還展望了未來的發展趨勢。
照例，接下來的文字應該交給本期的兩個重心：「學術對談」和專輯（「晚清．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但因為本人也是這一專輯的策劃人和編輯，在「專輯序言」中本人已經說明這一專輯的意義，在此不再復述；倒是本期的「學術對談」需要特別推介。
這次「學術對談」的主題是「本土化」。過去這一欄目也開放給華人學者，請來的嘉賓都曾為「本土化」開疆闢域、或添磚加瓦，但真正坐下來談「本土化」，這還是第一次。這次請來的嘉賓是汪琪教授，在此需要說明一下，為了多了解汪琪的看法，我有意把時間交給了她，我們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對談，所以「訪談」更貼近這次的活動。
選擇汪琪，自然是看中她學貫中西的寶貴經歷：出身於外交官世家，早年在海外耳濡目染；在美國攻取博士之後，先在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從事研究，後返台執教，並致力於本土研究；在台灣、香港等地擔任傳播學講座教授和院長期間，更積極推動本土與國際的學術交流。這一特殊經歷讓汪琪的本土化見解具有一種恢宏的國際視野。再說，我們也希望藉重汪琪長期主持「本土化研究」的「江湖」地位，早在1998年，汪琪就已啟動其「本土化研究」的大計，開辦過數次工作坊。
由香港回台北後，曾主持一個「頂尖大學研究計畫」，主攻傳播研究的本土化，為此她舉辦過國際學術會議，會議論文後來彙編成一部英文專著（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Questions and Changing Frameworks, 2011）和一本期刊專輯（2009），分別由勞特利其出版社（Routledge）和《亞洲傳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之後，汪琪又開啟一個「中西對話系列叢書」的計畫。新的研究經歷再次拓展了汪琪的視野，她於是重新檢討第一代學者的本土化論述，這次檢討造就了她的新作，《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這部讓人期待的新作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但就這次訪談而言，最讓我們期待的還是她的「另類」的本土化論述。在她看來，70 年代以來港台大陸學界發起的「本土化」運動一路高歌猛進，但目前似乎已經遇到瓶頸。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令人焦慮的，是不但『本土化』概念摻雜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學界對於本土學術發展也呈現兩極化傾向：或是追隨主流、或是專注本土」。這一問題也反映出學界並不真正了解「本土化」的目的，因此不清楚應該如何實現「本土化」。汪琪認為「本土化」的最終目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與主流對話」，但如何增進對話，學界也缺乏具體可行的方案。汪琪指出目前「本土化」的許多問題都可以追根求源到華人文化的治學傳統、教育體制、或學術政策，她的意思是要我們更多地思考中華文化自身的問題，在《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的自序中，汪琪明確地表達了這一意思：「對我而言，今天華人學術發展所面對的也絕不只是一個學術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是學術典範、教育體制與政策問題，更是歷史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整體、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學界的問題。文化是關鍵，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後的根源；它不是一個冰冷遙遠的研究題材，也是研究的本身。」（2014，自序）
在訪談中汪琪似乎說了一些本土化的風涼話，但我們還是可以聽出她要我們反思本土文化的良苦用心。中國文化不是也講究反求諸己嗎，所以這一要求不過份，起碼在道德上說得過去。在汪琪的話中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道德亮點，那就是對文化間學術對話的冀望，在此汪琪透露出她要磨合當下兩種極端做法的良好意願。把跨文化對話看作是「本土化」或發展本土學術的最終目的，這是汪琪個人的理解和願景，大陸和台灣的學者不一定這樣想，這不一定就是他們發起「本土化」運動的初衷。但我認為這是汪琪的高見和灼識，它展示了一種國際視野，也為「本土化」或本土學術發展安排了一個美好去處，「本土化」不是閉門造車，自說自話，這畢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管從哪個意義上來理解它）。「對話」在汪琪的論述中還起到一個重要作用，那就是順理成章地牽引出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汪琪正是在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推出了一個比較具體可行的有助於對話的方案，這用汪琪的話說，就是發掘本土與西方在傳播概念、理念、議題等方面的可共量與不可共量之處。我個人認為，汪琪在此提出了一個理論架構，這是一個完整的架構，每個部份都經過仔細的斟酌和推論，而部份與部份之間則是依靠若干重要的文化價值理念鉚接在一起的。任何理論架構都需要某些價值理念從中穿針引線，所以不是問題。我倒認為這強烈的自省心態和對於跨文化對話的熱切關注正好凸顯了汪琪的本體化論述的主要特色。
當然，這裏說的只是汪琪的一家之言—我所欣賞的一家之言，我相信在「本土化」的論述上，還有各種各樣立論的可能性，我們還有「對談」或「協商」的空間，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再舉辦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對談」或「圓桌對談」。
This special issue includes six articles that feature the change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relations to the modernity of China. For the Dialogue, we invited Professor Georgette Wang from Taiwa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share with us her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on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t is time to think beyond the dichotomy model and accept the reality that “tradition” and “moder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re not clear-cut but inter-related. This issue is also enriched with two invited papers, written by Prof. Eric Ma and Prof. Clement So respectively, which summarize the major academic thoughts and achievements of Stuart Hall,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ultural theorists of our times who passed away in Feburary 2014. The Communication Forum in this issue discusses the current trends of online journalism research in the new media era, which is written by Zhong Bu, Huang Yu and Zhou Yiying.
本文引用格式
蕭小穗（2014）。〈走出簡單的二分模式〉。《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9期，頁v–x。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o, X. (2014). Beyond the dichotomy model.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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