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其經濟總體實力已逼近日本，即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實體。政治上，中國的影響力也不可同日而語，它不僅是亞洲的強國，在世界事務上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隨?國力的上升，尤其是2008 年和2010 年分別主辦奧運及世博會期間，以及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海嘯衝擊下苟延殘喘而中國卻可以趁勢擴張之際，大陸不少官員及民眾皆顯得無比自信和自豪。

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低落，人權不張，社會問題嚴重，中國崛起之說言之過早。我們無意在這裏對中國是否已經崛起的命題進行詳細的評價。不過，我們想指出，隨?中國崛起說法的盛行，中國大陸有更多的學者開始強調「國情」的重要性，甚至把國情絕對化，對西方國家的經驗加以存疑，認為像民主一類的普世價值實際上也與國情不符，應拒諸國門。更有甚者，他們認為中國走過的道路代表了一種嶄新和有效的發展模式，足為世界的表率。同時，他們對中國的學術狀況也開始自信起來，認為中國的社會學術也應考慮國情需要而走獨立的道路，無需求教於西方。

其實，每一個國家皆有它特殊的背景和歷史，有它的「國情」，而每一個國家所走的道路，皆成「模式」，雖然此「模式」未必帶有模範之意。此等國情和模式的內容一方面可因時空客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有時也因為社會論述的轉移而被賦予新的定義，當中未必有甚麼神聖不可存疑之處。無論是國情或模式，它們都可以是探討分析的對象。

這種相對的觀點，跟一些人把「國情」絕對化，甚至變為排外的藉口，是有重大分別的，不可以相提並論。

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以大陸出版物計算，在過去三十年可算是數量可觀；在國際學刊發表的文章，尤其是理工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但以傳播研究而言，目前中外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們不能因為中國國力的興起而躊躇滿志，漠視其中巨大的落差。可惜，我們仍有時聽到學者在大力肯定中國傳播研究的成績之餘，更大聲呼籲各方排除西方傳播學的影響，走民族獨立研究的道路。甚麼是民族的？甚麼是外國的？在較為封閉的時空中，彼此的分野或許相對清楚，但是在世界交往頻繁的全球化時代，內外的邊界不停地交互滲透，墨守成規已經不合時宜。

由於中國的崛起，關於中國大陸的研究受到國際學界空前的關注，這是肯定的，也是我們所樂意見到的。現在投稿到西方學刊，編輯大概不會像以前一樣，因為來稿是以中國大陸為研究背景而輕視之，只把來稿看成是學刊「國際化」的點綴。不過，無論國際學刊的編輯對中國大陸如何有興趣，他們大概不會因為中國的興起而遷就有關論文的水準，不會因為中國有獨特的「國情」而作出學術的妥協。

我們這裏所面對的是一個學術標準的問題：源自西方的國際標準是否有普適性？是否適用於中國？簡要言之，國際學術講求的是研究的理論性、實證性和邏輯性。我們相信，這些基本要求適用於不同的社會，中國大陸自是不能例外。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西方的學術不可以批評，不過有關批評必須有合理的知識論根據，不應該以不懂為懂，胡亂批評，甚至訴諸於民族情緒，夜郎自大。例如，有些學者誤以為西方所鼓吹的都是量化研究，排斥質化研究。這與事實是不符的，因為西方傳播學術採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同時容納量化與質化分析。事實上，不少受人注視的專著及論文，它們的方法也是質化的。

當然，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皆有自身的弱點，這都是可以批評的。不過，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因為量化研究在西方比較流行而排斥西方學術。

中國大陸社會在很多方面有別於西方社會，而它的歷史情狀也不一樣，所以它面對的社會問題及傳播問題也不同。如果中國的學者有一天有完全研究的自由，這些差異將來很可能反映在他們研究議題的選取上。例如，新聞自我審查的問題，在西方未必十分重要，但是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則有較大的現實意義，理應受到更多的注意。同樣，傳媒機構在西方比較穩定，但在中國大陸則更迭頻仍，自然更有可能成為探討的對象。由於選題偏重不一，所用的研究方法或許也有不同的側重，這是可以預期的。

上述選題和方法的偏重可以看作是傳播學本土化的結果。不管中國崛起不崛起，上述傳播本土化的過程都是會發生的。如果有分別，那是中國的崛起會使國際學界更為重視中國這個「個案」的意義，因為中國人不僅佔了世界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文化背景也有它獨特的地方。對於以中國大陸及其他華人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而言，這可算是中國大陸崛起帶來的正面作用。

最後，我們想強調的是：學術最終講求的不是研究社會對象的強弱，而是我們的學術是否有創見，對傳播理論有否貢獻。所以，無論中國崛起與否，我們華人學者都應該採取不亢不卑的態度，盡力瞭解西方學術，同時?手解答中國社會重要的傳播議題，建立有創意和說服力的理論。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有跟世界學術界進行平等、深入和全面的對話的一天。

這期《傳播與社會學刊》所刊登的論文來自兩岸三地，作者包括老師和研究生，理論及方法的取向都相當多元。他們各自的姓名及題目，不在此細說了，但是我們可以強調的是，論文的多元性是本刊編輯方針「相容並包，溝通中外學術」的另一次演繹。

今期《學術對談》發表的是復旦大學呂新雨教授與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趙月枝教授的對談。她們議論縱橫，論述面涉及中國現代性、傳媒公共性和西方中心主義等問題。另外，《傳播論壇》登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王怡紅研究員對於中國傳播學發展方向的反思。她們提出的議題值得我們思考。歡迎把你們的想法，尤其是不同的意見，投來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