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在任何情況中，10%的事件引起了90%的事件；我們忽略了那個10%，卻被那90%震驚」，關乎數據處理的問題似乎並未獲得學界足夠的重視，但人工智能與大數據卻勢如破竹般迅速開啟了以數據與計算為核心的信息傳播新世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這一理念，早在1956年美國達特茅斯（Dartmouth）會議上便已提出。一言以蔽之，即以人類的智慧研究、開發、創造出堪與人類大腦相平齊的「機器腦」。這種「類人」化的智能技術，嚴格意義上屬於計算機科學的分支。半個多世紀以來，通過立於計算機算法思維（computing thinking）（Diakopoulos, 2015）基礎之上的大數據（big data）搜集、分類、清洗、評估、提取、分析、處理與輸出，不斷實現著「自我升級」，直指保羅・萊文森「技術越來越貼近『人』自身」的預言，也預示著未來社會發展的各種可能性。由於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算法思維的本質，是運用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概念（抽象與自動化）去求解問題、理解人類的傳播行為，故而「算法」作為人類社會技術發展的下一個重要領域，無疑昭示著社會信息傳播研究重心轉向的未來方向之一。

本期學術訪談人物、國際傳播學會（ICA）計算方法小組的倡議者與發起人祝建華教授，即是計算傳播學（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這一研究取向的重要學者。在與黃煜教授、張昕之博士兩位的對談中，他不僅詳細闡述了計算傳播學的發展過程、理論、特點、應用、研究問題及未來趨勢，亦提出個人對當前傳播學研究漠視5W模式而裹足不前的現象觀察與建議。無論你對數據研究是否感興趣，相信這篇對談對你的研究思路都會有新的啟發。

在〈流動生活中的線上社區：中國新生代農村移民社交媒體使用的人類學研究〉一文中，王心遠融合傳播學與人類學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以浙江某工業小鎮的居民為田野調查對象，發現他們對社交媒體使用的核心訴求，並非在線上重建原有社區，而是使用數碼科技塑造一個新社區，使之成為「真實」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新生代農村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與以往社交媒體與線上社區的研究發現頗有不同，促使人重新思考與定義「網絡個人主義」的涵義。

林淑芳同樣著眼於線上、線下虛實世界的傳播行為，並以政治公民參與為研究切入點，在〈社群媒體與政治公民參與：網路政治討論頻率與政治討論異質性的中介角色〉一文中指出，使用社群媒介作為政治公共議題傳播平台的環境下，人際溝通依然是促進現實政治公民參與的重要因素；意見領導者亦傾向於使用社群媒體來接收政治與公共事務訊息、通過網絡與人討論政治議題，也較常與異見持有者進行討論，反映其政治討論的多元化，對以往相關研究結果予以印證。

章宏、戴穎潔二位學者則選擇回歸傳統媒介，以電視歌唱比賽節目《中國好聲音》（2012 年至2015 年播出）為研究對象，通過田野觀察、深度訪談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討這個火紅的「倒模」節目如何進行本土重構，同時混入結合政治宣傳與娛樂功能的「法團主義」策略，在節目內容、選曲編排等執行細節中滲入「民族大家庭」、「全球華人」等符號，企圖建立跨國界地域、含多元民族的「共同體」形象，培養與強化受眾的國家認同意識。

媒體再現向來是傳播學的熱點研究議題。王維菁、楊榮宗、潘淑滿與張恒豪的〈媒介他者的正名政治：身心障礙與同志族群比較研究〉，以「立法正名」與「民間正名」兩種不同正名型態的族群——身心障礙者和同性戀者——作為對比研究案例，顯示立法正名並未使障礙族群的媒體再現與新聞報導模式發生明顯改變；而由民間自下而上經過正名後的同志族群，情況則大相徑庭。研究顯示，如欲重構媒體與社會真實，必須進行社會與文化的客觀實踐。

數碼科技提升人們收發資訊的能力，但並非「人人適用」的道理，充分體現在學者盧鴻毅、林裕珍、李雅莉和黃靖琇等的「今晚，廟埕開講了！」社區健康促進與傳播的參與式研究中。研究以在台灣嘉義縣下轄多個鄉鎮舉行的「廟埕（廟前空地）開講」活動為例，發現活動根據當地文化、語言和居民背景量身打造的宣傳訊息，透過人對人的傳播形式，將健康促進知識帶入農村社區。這種歸於原始的人際傳播方式，反映出現實世界中「不插電」的溝通方式，依然具有市場需要與效應。

劉千祥、姚惠忠的〈危機回應內容、形式、媒體選擇、發言層級相對重要性之研究：企業公關人員觀點〉一文，則是以台灣500名大企業公關人員為調查對象，援用消費者行為研究方法（AHP），探討不同危機類型下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因素及因子的重要性排序，顯示危機溝通目標會對危機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選擇的相對重要性產生影響，由此左右危機溝通策略的制定與執行，並進一步就危機回應內容及形式、了解資訊接收者的認知與偏好研究等提出建議，頗具參考意義。

正所謂「無爭議，不論文」。當下學界面臨的種種社會現象，從人工智能與算法研究，到社會健康與人際傳播；從傳統電視媒介的本土建構，到社交媒體的使用訴求，異彩紛呈於本期學刊載文中，折射出當前我們所處時代的多元生態與學術爭鳴。傳播學研究，大有可期！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bring a new era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is new era is based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which uses the concept of computing science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human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Computation is therefore the next main area of development. There has also been a paradigm shift from traditional social science to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In this issue, we invite Prof. Jonathan J. H. Zhu to introduce the origins, theories, method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of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ich is an emerging research approach. This issue also includes six research articles covering various issue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authors are from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UK.

本文引用格式﹕

黃煜（2018）。〈計算傳播學：傳播研究的新取向〉。《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4期，頁v–viii。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 (2018).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new approach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v–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