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十年，隨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交通系統的持續發展，人們越來越需要─亦越來越容易─在不同地方之間穿梭往來。移動或流動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同時，通訊和傳播媒體一方面容許人們能夠足不出戶而知天下事，但實際效果卻往往是增加了移動的需要和誘因，就像在互聯網上看得多世界各地的風光，可能會增加到那些地方旅遊的意欲，又例如通訊科技容許更多跨國合作項目，於是帶來更多到外地洽談和工幹的需要和機會。

在這背景之下，社會學家John Urry及其合作者在約十幾年前開始提倡社會科學研究應走向「新移動範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在不同的著作中，Urry指出傳統的社會學研究要不就關注在固定地點和空間發生的事情，要不就強調全球化下社會現象和過程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因而忽視物理空間的重要性。較少研究關注的是人和物件的流動如何建構社會現象、組織和協調社會行動，以及塑造空間和地方（Shelly & Urry, 2006; Urry, 2007）。新移動範式並不是一種新的宏大理論或宏大敘事，它的重點在要求研究者認真看待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探討相關的問題，以及發展適合研究移動現象的方法（Buscher, Urry, & Witchger, 2010）。

對傳播學者來說，一談到移動，自然會首先聯想到移動媒體（mobile media）。智能手機的普及，使移動媒體成為近年非常熱門的研究題材，移動媒體研究甚至很快有了專門的期刊。筆者無意對井噴中的移動媒體研究妄下判斷，但可以肯定，很多使用傳統理論框架或處理傳統議題的關於移動媒體的研究，往往並未有認真地看待「移動」這現象。具體地說，所謂移動媒體，實際上是指容許人們在移動中使用的媒體，真正在移動的是人，而不是媒體器具。所以，認真看待移動，就是去探究媒體使用如何嵌進人們的移動之中，重塑了人們的移動模式，並從而影響各種社會現象、社會組織，和人們的生活形態。

媒體科技和人與物的移動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其實並不是全新的議題。James Carey（1989）對電報的社會和文化影響的經典分析，指出電報的出現是一個傳播史上的轉捩點，它使遠距離的訊息傳播不再依賴交通。從此，傳播和交通脫勾。不過，這並不代表傳播和交通變得完全互不相干。相反，遠距離即時傳播的技術和系統，使人們可以利用傳播來組織及控制交通運輸，這促進了交通（火車）系統的發展，從而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推進了現代化。在現代社會中，組織和協調社會生活的，不是傳播系統或交通系統，而是一個整合的傳播與交通系統。

在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傳播學中，James Carey的觀察並沒有導引出大量相關研究。這大概是因為20世紀的媒體研究多集中在大眾媒體系統之上，所謂大眾媒體系統，一般而言，就是指一系列專業的、擁有大量資源的，和負責生產內容的媒體機構。受眾主要在固定的地方，尤其是「家」裡消費這些媒體內容。在這個景象中，移動不是主要的特徵。

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學者把社會的流動性和媒體扣連起來。英國文化研究大師Raymond Williams（1974）就提出過流動私有化（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其出發點正是現代社會要求人們不停的流動，但同時人們有為自己建立一個相對穩定和私密的空間的需要，媒體使用正能夠幫助人們去處理流動性和私密性兩種需要之間的張力。Raymond Williams談的本來是電視，到了Paul du Gay和Stuart Hall等幾位學者（1997）分析Sony Walkman時，流動私有化這概念更加大派用場。過去十幾年來，關於智能手機和移動裝置的研究，也有不少借用了Williams 的創見（Groening, 2010; Millington, 2014）。

隨著傳播學的焦點從傳統意義上的大眾媒體逐步轉向社交媒體、移動裝置和物聯網等，在研究中出現的「媒體」往往再不是生產內容的機構，而是日常生活的器具、基礎建設，甚至是整體生活環境（Peters, 2015）。因此，我們應該有更大的逼切性去探究媒體和移動的關係，回歸到媒體和移動如何共同建構社會生活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應意識到流動或移動一詞的多重意義，空間的移動跟社會階層的流動，人際關係的流變，以至社會形態的液態化等現象是緊密相連的。移動這概念的多義性，是移動媒體研究者不能忽視的。

以上的想法，促使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2018年1月舉辦了「流動的人、流動的傳播：移動中的媒體與社會生活」工作坊，共十位學者參加。工作坊並沒有對什麼是新移動範式下一個單一而有規限性的定義，我們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平台，讓對這課題有興趣的學者走在一起，從不同的切入點探討媒體和移動的關係，開啟一些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工作坊的文章在經過評審之後，本專輯收錄了其中七篇。在專刊的首篇文章中，卞冬磊以大都市中的上下班經驗作為切入點，綜合大量社會和文化理論著作，在理論層面上探討及批判了當代都會中人和城市「風景」之間的關係。他指出，移動空間的物質基礎加上交通科技的進步，使大部分城市空間成為人們短暫地經過而非逗留的地方，而小型移動媒體的普及化，進一步強化了城市陌生人之間「共處而不交流」的狀態。

卞冬磊的論述，與20世紀中社會學家對大眾社會的批判或20世紀末一些人類學者對「虛無場所」（non-place）的分析大概一脈相承。當然，在經驗層面，人們在社會上始終不是原子化的個體，人們身處社會網絡之中，只是隨著社會生活的流動性增加，人們越來越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遠距離關係。王嵩音的文章聚焦在人們如何通過使用多重新傳播科技進行親子溝通，以維護代際關係中的關聯連帶（solidarity）。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父母和子女間的見面頻率較受如物理距離遠近等結構性因素影響，但父母跟子女通過數碼媒體溝通的頻繁程度，則主要受規範性因素影響。配合其他研究結果，文章說明媒體科技的確有助家庭關係克服流動性所帶來的挑戰。王豔的文章則關注中國大陸城市中的「老漂族」，以武漢為觀察點，她的研究指出一些老人家可以通\過加入社區性的微信群組，在流入地區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獲取情感支援。同時，微信亦讓老漂族跟原居地的親人和朋友保持連繫，兩方面結合起來，老漂族獲取的是一種流動的地方感，幫助他們從流動和暫居達至安居。

兩篇關於家庭和社會關係的文章，主調是移動媒體可以幫助解決流動性帶來的問題。相比之下，兩篇分析移動工作的文章，則較多關注媒體科技的局限和負面影響。從胡楊涓和葉韋明對深圳網約車司機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一項傳統的移動工作在扣連上網絡通訊和定位科技後，如何產生出新的工作形態，為一些人提供了額外和具彈性的兼職工作機會，但對以「外地人」身份加入行業的弱勢社群人口來說，通訊科技的主要影響卻是使他們的工作受到更大的監控，科技可以使網約車公司及平台更有效率地調配資源，但同時減低了勞動者的自主性。張玉璞對上海市外賣騎手的分析，則集中在移動和社交媒體使用能否為外賣員積聚新的社會資本。結果發現，社交媒體可以使「從鄉進城」的外賣員維持跟家人和家鄉朋友的連繫，卻無助他們在身處的城市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外賣員的流動工作性質，讓他們接觸到社會中不同界別和階層的人士，但流動性亦使較有深度的關係難以被建立。

專輯的最後兩篇文章則跟移動中的閒暇活動相關。黃厚銘以「原住民」的身份分析曾一度在全球各地引發熱潮的擴增實境遊戲PokemonGO，從而探討流動性的多重意義。他指出該遊戲的流動性不只體現於玩家需要在城市中不停移動，也體現於遊戲過程中玩家們建立的各種動態關係，以及遊戲機制的持續演變。作者還提出「流動的群聚」概念，認為遊戲展示了當下社會中人們如何同時應對個體性和集體性的需求。盧鴻毅對熟齡者旅行書寫的探討，則指出臉書加上移動媒體和手機的攝影功能，讓人們可以在旅程途中進行書寫和分享，與網友進行實時互動，在社交媒體上尋求臉友的共鳴。對部分人來說，這種互動甚至會影響行程安排。廣義地說，在移動中書寫及分享，可以改變旅行的意義和實踐。旅行不再純粹是假期中的個人行為，而是可以成為一種「展演」，但這種展演又帶來了分享和隱私之間的張力。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hich allow people to communicate across long distance without physical travelling, has paradoxically contributed to higher and higher levels of physical mobility in social life. People are constantly “on the move.” This has driven some sociologists to call for a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in social research. A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shifted attention from the mass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mobile device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re is a need for scholars to pay closer attention on how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 physical space and variou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re intertwined to configuration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is special issue features seven articles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on the move” and “people on the move”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interrogate into how mobilities influen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abor condition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 aim of the special issue is to put the problematic “mobilities” under the spotlight and stimulate scholarly interests in it.

本文引用格式﹕

李立峯（2019）。〈流動的人、流動的傳播〉。《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7期，頁 v–x。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ee, F. L. F. (2019). Mobile media, mobile peopl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7, 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