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期《傳播與社會學刊》的學術對談和六篇的學術論文都回答一個重要的學術典範問題，這個問題不只是說傳媒對社會有什麼影響，也要問學者和傳播研究究竟對社會政策有沒有實質的意義和啟發？究竟社會影響、政策影響應否是傳播研究的方向？還是傳播學，跟很多學科一樣，都只是大學中的一個象牙塔？

當代重要學科、傳播學和社會科學的未來趨勢之一，就是在學術對談中汪炳華和邱林川所說的人工智能研究。到現在，有關人工智能的規則、算法和運作對大部分人來說都是一個黑箱。汪炳華以這個例子說明，除了學術理論研究，社會上討論也好，媒介研究也好，都有迫切性去介入政策的研究，共同創造一個更好的全球環境。

認識汪炳華多年，也是第一次聽到他訴說走過的心路歷程。當中，他的經歷和傳媒研究正好提供了一個如何參與政策研究的藍圖。第一，他強調超越國家邊界的理想，這也是我對汪炳華表示敬佩的地方；向世界推廣ICA 、ICA國際化，是他作為ICA主席的首要任務，當中的例子是他堅持致力開拓一直受忽略的拉丁美洲、南歐和南亞的學術圈，他所成就的並非只是把傳播理論帶到發展中國家，而是讓這些國家知道媒體政策的重要性。在對談中，有關互聯網自理和「資訊社會世界峰會」的參與，就是學者介入國家媒介政策的明顯例子。傳播學究竟是為了創造知識，還是能夠啟發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對社會和傳媒的認知，就是他的學術問題。

第二，汪炳華用他在印度長時間的田野研究說明，傳媒所介入的政策研究應該有一個嶄新的方向。不是以西方國家或發達國家的身份，把自己的研究問題和結果加諸在其他國家身上，而是要親身到當地，從下而上理解當地文化和經驗，結合當地學者、政府和機構的參與，才能達致政策建議所預期的效果。

今期所收錄的其中一篇文章是卞冬磊對晚清時期讀書人新聞閱讀的研究，以卞冬磊的說法，研究的重點應該是放在人民的生活日常，這正好是汪炳華的研究視角：一個社會的轉變，不是從上而下的力量，而是普通人所關注的日常，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產生就是人民閱報醞釀出來的意識形態。因此，無論是傳媒研究或政策研究，也應該以受眾或人民的聲音為基礎。

從這個角度閱讀今期的學術論文，我覺得這些文章不但是嚴謹的學術報告，他們研究的結果也對社會改革有莫大的啟示。楊柳和陳懷林的文章就是回到之前卞冬磊所探討的民族主義。他們發現，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媒介呈現的民族主義和受眾的媒介使用模式往往一致，而且影響不同背景的群體對政治議題的認知。他們對澳門大學生和澳門的大陸生研究的例子，就說明了媒介對社會的共識和分化有顯著的角色。

當然，秉承汪炳華的觀點，學者應該有作為社會知識份子的使命。徐迪對中產維權行動的研究正正說明了網絡媒體對社會群體的影響，文章透過虛擬民族志考察的方法，闡述了中產弱勢群體在跟政府權力的博弈中所表現的無助和焦慮。如果傳媒研究不僅是發現一些社會現象，我覺得這篇文章就是讓學者考慮如何利用網絡媒體為一些弱勢社群充權。

孫宇婷和梁朝雲也是討論弱勢社群如何在社會掙扎和被邊緣化的問題，他們通過微信內容的框架和關鍵詞分析，研究媒體上東北人形象，發現網絡話語上出現嚴重民族歧視現象，東北人往往被視為「他者」，負面事件的報道跟東北人的形象有相連關係。如何減低媒體或社交媒體對於某一些族群的負面報道和刻板印象也是政策層面要考慮的地方。

秦蘭珺的理論探討也向前踏了一步，這篇文章從規範性（normative)的角度去理解同志在網絡上的文化政治。透過「交友App」 的分析，說明社會上的二元性邏輯強化了同性戀個體的雙重身份，阻礙了「同志亦凡人」的身份的形成，文章就是建議社會要善用新的媒介和網絡科技來增加同性戀者內部和對外的互動，以達至「同志亦凡人」的目標。

The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Professor Ang Peng Hwa and Jack Qiu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ng-neglected policy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or media studies. As told by Ang, driving real and impactful policy changes necessitates both a participatory as well as a bottom-up approach that foregrounds the genuine needs of the public over governmental agendas at particular geopolitical context. Quite coincidentally, the six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examine how media and new media marginalize ethnic and gender communities, the “otherness” and disempowered middle class in different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implication of their studies, explicitly and implicitly, call for a betterment of society with concrete social and policy change.

本文引用格式﹕

馮應謙（2020）。〈傳播學、政策與影響〉。《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2期，頁v–viii。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Fung, A. Y. H. (2020). Communication studies, policy and impact.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2, v–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