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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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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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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序言Special Issue Preface |
| 晚清．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 |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eri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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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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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蕭小穗 |
| Author |
Xiaosui XIAO |
| 摘要 |
2012 年10 月9 日，葉月瑜在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組織了一場小範圍的研討會，探討「晚清．民國的文化政治」。我有幸參加了這一會議。與會者來自不同領域，但顯然都看中了這一主題的兩個特色：一是着眼於一個大動盪和大變革的歷史時代，二是關注新聞以外的傳播手段如小說、戲劇、電影等。會後，鑒於聽眾的熱烈反應，葉月瑜和我覺得這個主題仍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於是提議在《傳播與社會學刊》上發行一個專輯，集中討論白話文、小說、戲劇、電影等通俗媒介的現代傳播功能，專輯的主題因此定焦為「晚清．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作為這時期文化傳播的一個主要目標，泛指一整套以科學、民主、自由、進步、個性、時尚等現代原則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學刊編委會同意了我們的提議。我授命撰寫徵稿啟事，並於去年2 月在中華傳媒網上公開徵集稿件。
如何撰寫這篇徵稿啟事是個煞費心機的問題。半個多世紀之後，要重燃人們對晚清— 民國時期傳媒活動的興趣，一個用心良苦的做法是引領他們去探索這一活動在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的作用，這是我們刊發這一專輯的目的。除此之外，這一專輯還負有一個更大的學術使命，那就是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參與討論中國的「現代性」。有學者（如樂黛雲，2005，頁1）認為「現代性」是當今華人學者「最熱中、最關注、也爭論得最熱烈的問題」，但遺憾的是，我們傳播學者並沒有表現出「熱中」、「關注」，更談不上「爭論熱烈」。許多年輕學者不知道晚清— 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有何關聯，徵稿啟事因此要着重說明這一關係。我於是面臨了一個重大選擇：如何劃定這時期「文化傳播」的範圍和重心？尤其是，「誰來傳播」，「傳播些甚麼」，「如何傳播」？很顯然，如何解答這些問題，將影響我們如何來理解中國早期的「現代性」或「現代化進程」；這些問題不恰恰就是傳播學者有可能貢獻給這一重大學術討論的地方？我撰寫徵稿啟事時，深深地感到我們不只是在解釋為何需要這樣一個專輯，我們還在申明一個傳播學者參與這一「現代性」討論的當仁不讓的理由。
為了吸引更多人關注這一專輯，這份徵稿啟事採用了一種常規的、政治上正確的寫法，它首先把我們帶入一個悲壯的時代：
從晚清到民國，是中國傳播史上一個既璀璨又壯懷激烈的時代，這期間一系列重大的傳播事件開拓了中國人的現代觀念。正是因為經歷了維新變法的激烈論爭、五四新文化的啟蒙和各種西方觀念的濫觴和洗禮，中國才順利完成它兩千年來最刻骨銘心的嬗變—由信奉封建皇權和儒家道統轉向追求科學、民主、自由、權利、進步等。可惜這一可歌可泣的變革至今沒有受到主流傳播學者的重視。
在這一新舊交替的壯烈時代，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一批引領風氣之先的文化人，他們通過辦白話報、倡新小說、創文明劇、興影戲等現代傳播手段，推動了新文化的蓬勃發展。小說、戲曲、話劇等辭語淺白、生動趣雅，為普羅百姓所喜聞樂見，於是迅速成為新文化宣導者的新寵。但要新民開智、移風易俗，這些通俗媒介首先要完成自身的現代轉型，這意味着摒除原有的「狀元宰相」、「佳人才子」思想。故此梁啟超大聲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1902，「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的「小說」概念涵蓋戲曲、話劇等大眾傳播手段。這時期的改革宣傳家除梁啟超外，嚴復、陳天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都積極參與對新小說、新戲曲、新話劇等通俗文藝的宣傳和創作。
之所以說這是常規的、政治上正確的表述，是因為它甫出場就置身於主流學術對這一大憂患和大變革時代的權威論述之中，它追求一種「感時憂國」的大論述，它關注的是像維新變法、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樣撼天動地的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它看重的是像梁啟超、嚴復、陳天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那樣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它假設清末以來的文化運動是由一群「感時憂國」的文化人所推動，這些人率先感受到文化傳統的敗落，於是奮起鼓吹革新，白話書報、新小說、文明劇、電影的湧現在此只是他們發動的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一種表述當然不是傳播學者的夫子自道，它其實來自過去絕大多數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化史和現代文學史的教科書，不同的只是，我們現在把梁啟超、嚴復、陳天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改革派領袖看作是現代觀念的傳播者，因而把傳播者或傳媒工作者擺在了一個首當其衝的位置上。
但雖然是轉了一個角度，以上表述仍然算是一種常規和主流的表述。我本人倒不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表述。維新變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值得珍重，但這些經驗不應該是我們追溯這階段「現代化進程」時的唯一參照。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聽說各種有關「中國現代性」的「另類」表述，如「被壓抑的現代性」（王德威，2005/1997）、「『半吊子』文人的現代性」（李歐梵，2006）、「儒家的現代性」（杜維明，2005；杜維明、衣俊卿，2009）、「多元的現代化」（杜維明、樂黛雲，2010）、等等，對這些論述我們應該秉持開放的態度。作為這一專刊的編輯，我更希望看到一個眾聲喧嘩的熱鬧場面。但因為過去傳播學者極少開展這類專題討論，我不知道會徵來些甚麼稿子，心裏沒底，也不想一開始就把事情搞得過於複雜，所以選擇從最符合傳統和主流理解的角度來撰寫這份徵稿啟事。
現在看來，我過份保守地估算了傳播學者從事這一專題研究的「行情」。這次徵稿，不僅反應踴躍，而且有趣的是，那些深思熟慮和寫作認真的來稿都多少偏離了傳統研究的套路。所以在這篇專輯序言中，我很樂意來修正之前那份徵稿啟事的狹隘看法。
這次徵集的文稿顯示，晚清— 民國時期有過各種各樣的現代化實驗，包括許多以商業和娛樂為目的的創作活動。可惜在「感時憂國」的主流論述下，後一種創作往往作為一種蠅營逐末、或低級趣味、或濫情頹廢的雜音、噪音，而被拒之於「現代」的殿堂之外。也有一些創作僅僅是因為沒有能夠達到主流意識形態所要求的那種「感時憂國」的方式或程度，而被打入另冊。我本人不排斥「感時憂國」，它並非與「現代性」格格不入，現代人並非就不感時憂國，我們今天說的「社會責任感」也是一種感時憂國的形式。問題不在於「感時憂國」，也不在於我們過去說的「文以載道」，而在於我們過去對感甚麼「時」、憂甚麼「國」、和載甚麼「道」，作出了狹隘和武斷的規定。在「現代化」的問題上，我們倒是要提防那種居高臨下的精英視角。我同意李歐梵的看法，「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這種精英視角讓我們視而不見許多「小人物」的現代化創作（2006：12）。李歐梵就很欣賞這樣一種「半吊子」文人的創作，他發現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參加辦報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視的『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認為恰恰是他們完成了晚清現代性的初步想像。這些人並不像梁啟超那樣有雄才大略，想像力豐富，他們基本上都是文化工作者，或畫畫，或寫文章，從大量的文化資源中移花接木，迅速地營造出一系列意向。」（2006：12）可以說沒有這些不見經傳的「半吊子」文人的日常創作，便沒有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並非僅是幾位知識領袖登高一呼就得到萬眾回應的革命運動」（2006：27）。與此同時，我也認同李孝悌的看法，現代性與傳統不能截然二分，所謂「現代」，也可能存有不符合某種現代精神的元素（2007：275）。
我認為專刊的主要任務不是去維持一種主流的看法，而是在稿源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開發各種不同的看法。主流論述固然有深入細緻下去之必要，但鑒於這種論述已經比較耳熟能詳，我們倒不妨多聽聽非主流研究是怎樣說的—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間，我們偏向了非主流。在這點上我讚賞李孝悌的說法，「在主流之外，如何發掘出非主流、暗流、潛流、逆流乃至重建更多的主流論述，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2007：9）雖然有此願望，在審稿的過程中我們只注重「深入細緻的原創研究」和「有真知灼見的個案分析」，這是特別寫在我們徵稿啟事上的兩項要求。事實證明，這兩項要求與我們開發多元化論述的意願不相牴牾，我們這次也收到若干政治上無可挑剔的主流研究，只是因為它們沒有特別的新意，或者是缺乏仔細的論證，而不能不放棄。
本專輯最後入選的六篇論文，都經過至少兩位專家的嚴格評審，它們都或多或少地走出了傳統的研究路向。六篇論文分別來自五個相關的研究領域：戲劇、電影、圖書、印刷業行會和語言媒介。它們雖然還不足以全面和充分地展示現有的異彩紛呈的「現代」視野，但已經能夠從多個方面來展現晚清— 民國的文化傳播和現代性內涵，由此可以說明中國現代性的多重來源和多樣表現。
梁君健的論文，「自發的現代性：歷史人類學視角下的《楊三姐告狀》個案研究」，為本專輯提供了又一例「另類」的現代性解讀。作者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通過對清末民初歷史語境和評劇宗師成兆才的創作行為的「深描」，說明「成兆才戲曲創作中長期被視為糟粕而從現代文化中剔除的要素，可能恰恰是當時特定歷史語境下現代性的表現」。論文的主要觀點是：評劇的現代性經常表現為一種道德的衝突，這種衝突主要源自清代商業和市民社會發展給傳統倫常帶來的衝擊。從這一觀點出發，作者分析了評劇如何在清末民初發展了一套能夠反映和協調這一衝突的倫理情節戲的創作模式，而這一創作模式又如何因為商業演出的成功而得到迅速的推廣。這一個案說明了在現代戲劇的形成過程中道德教化（感時憂國）和商業營利是互為犄角的。
葉月瑜的研究，「民國時期的跨文化傳播：文藝與文藝電影」，也為我們探討文化傳播與現代性提供了新的路徑。葉月瑜的研究有兩個特點：首先，她不關注電影文本，她關心的是周邊的描述和評議，包括廣告宣傳、影評文章、學術著述等。這部分文本的作者一般不參與電影的創作，他們可能學過電影，也可能只是李歐梵所說的「半吊子」文人，但他們的言論可以啟發觀眾的理解、帶動未來的創作、乃至影響電影產業的發展。其次，她着眼於一個核心的電影概念，即「文藝」，具體來說，她分析「文藝」和「文藝電影」是如何被上述文本所談論的。葉月瑜希望通過這樣一個話語分析，整理出文藝電影的發展脈絡。從本專輯的角度看，「文藝」本身是一個現代概念，不管是出於哪種機緣—外來（西方和日本）影響、本土傳承、還是話語建構，它早已發展成一個至關重要的華語電影類型的標誌，它因此比其他很多現代概念都更深地介入了華語電影的發展。於是準確把握它的具體內涵以及這一內涵在各個時期的演變，對我們認識華語電影的「現代」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在「『科學化國術』：民國時期太極拳出版物上的現代性話語」一文中，章戈浩為我們整理了一批20–30 年代的歷史文獻（太極拳圖書），同時還提供了一個「科學化」的現代性解讀。這裏說的「科學化」似乎就是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其實與我們所熟悉的「科學啟蒙」視野下的現代化大相徑庭。根據章戈浩的考察：20–30 年代有一批武術學家嘗試用現代心理學、生理學和物理學等科學的方法解釋太極拳的法理，此外還有一部分武術學家回到傳統學術中去尋求這一傳統拳術的哲理依據，例如援引道家和易經的形而上學觀點闡釋太極拳。耐人尋味的是，章戈浩把這兩種看似對立的合理化過程放在同一個「科學化國術」的分析框架之下，這樣就把傳統的合理化運動看成了複雜的科學化或現代化工程的一部分。這樣一個安排是要說明民國時期「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即李孝悌所說的「新舊交雜」（2005：xxxi；2007）。
日本學者菅原慶乃的論文，「走向『猥雜』的彼岸—作為「健康娛樂」的電影之誕生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關注早年電影在中國的放映狀況，這部分歷史容易被傳播學者所忽略。電影本身是一個現代媒介，被西方人帶入中國，所以不存在「現代轉型」的問題，但進來之後，便不可避免地與當地舊的、甚至是「猥雜」的觀賞和消費習氣發生衝突。從作者的論述看出，電影媒介最早帶來的衝擊，不是發生在傳播者的工作台，也不是發生在藝術生產的工場，而是發生在觀眾觀賞的場所。作者還關注一個被過去的主流研究忽略了的群體，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他們在1910 年代舉辦的「健康有益」的電影放映活動樹立了一個現代娛樂和健康觀賞的典範。作者探討了這一電影放映活動的「健康化」或「現代化」過程。
第五篇論文，「近代知識生產與傳播控制—以上海書業公所為例（1886–1930）」，關注另一個重要卻又被一般傳播學者所忽略的問題：行會問題。現代傳播產業也有它的「行會」問題，新技術引進之後必然與舊行規發生衝突，如何解決這一衝突關乎行業的興衰存亡。作者許靜波以上海石印書業公所為個案，分析它對上海石版印刷業的管理和監督。這一分析是要說明一個重要觀點：「傳統行業的現代轉型不能僅僅依靠新技術的引介，還需要與之配套的一整個體系的共同革新。」此外我們還從許靜波的論述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新知識和新觀念的傳播需要付上巨大的經濟代價，這一未免殘酷的現實過去不為很多人知道，我們往往看到前台的風光，而忽視了幕後的辛酸。
中國現代化運動帶來的一個深遠影響是「聲音」上升為主要的傳播媒介。最後一篇論文，「從『天下』到『國家』：清末語言運動中的『聲音』和言語文化」，帶領我們去考察這一深遠影響。作者黃華着重探討清末語言運動中「文字」和「語言」此消彼長的歷史和政治背景，所引述的史料和文獻，不為許多傳播學者所熟知，論文因此也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為何使用聲音或語言的傳播媒介如白話、演說、戲曲、話劇等在清末的中國崛起。有點遺憾的是，作者仍偏重於從精英的角度解釋這一媒介語言環境的轉變，認為聲音媒介在清末的現代化進程中更有助於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思想啟蒙。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同時也指出由白話、演說、戲曲、話劇等聲音媒介帶動的清末語言運動是一個「走向民眾」的運動。考慮到這一運動所波及的範圍，我們也可以套用李歐梵的話說，這樣一個波瀾壯闊的運動「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在這場運動中，相信有大量「半吊子」文人或「半吊子」媒介工作者的現代性實驗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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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represent two important, yet largely overlooked, period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ese periods witnessed a large number of communication events, at various scales, that emerged to propagate the idea of modernity. Mainstream scholarship has tended to study these two periods from an elitist perspective by focusing on grea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vents such as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of the 1860s–1890s, the Reform Movement of the 1890s–1900s,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1915–1925 and by concentrating on leading figures such as Zhang Zhidong, Liang Qichao, Tan Sitong, Yan Fu, Chen Duxiu, and Hu Shi. Consequently, such studies have been blinded to the other side of modernist practice exemplified by popular journalists, fiction writers, movie makers, and many others. In contrast to the elitist approach, the mass and popular side of practice is explored in this special issue. Six studies are included, each provid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 unique aspect of this mass and popular practice of the modernist campaign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eriods.
本文引用格式
蕭小穗（2014）。〈晚清．民國的文化傳播與中國的現代性〉。《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9 期，頁33–42。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o, X. (2014).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eriod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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