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學刊》本期請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托德．吉特林教授(Todd Gitlin) 做我們「學術對談」的嘉賓。吉特林是美國二十世紀批判社會學派的風雲人物，長期從事傳媒批判研究；他視野廣闊，觀點獨到，代表作包括《媒介社會學》(Media Sociology, 1978)、《整個世界在觀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1980)、《黃金時間的內幕》(Inside Prime Time, 1983)、《觀看電視》（Watching Television, 1987)、《遲暮的共同夢想》(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1995)、《媒體無限》(Media Unlimited, 2002)、《佔據國家》(Occupy Nation, 2012) 等。吉特林雖然擅長在大格局中游刃，對談起來卻言簡意賅，展現出簡約、精煉的語言功力，往往三言兩語，便將問題點撥清楚。
吉特林追述了他從政治運動走向傳媒研究，再從媒介社會學走向媒介現象學，並從傳媒行業走向受眾生活的心路歷程。他早年投身美國的新左派運動，是一名運動學者，因為參與政治運動和關注社會而與傳媒結下不解之緣。傳媒為他探討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道德和精神生活等課題提供了切入點，「通過研究媒介，你可以將媒介作為視窗去觀察更廣闊的世界。」如果說吉特林的政治生涯是他的研究根基的話，那?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便是他一路走來的精神動力。
有趣的是，吉特利只承認自己是社會學者，不承認是傳播學者。理由是：「我不認為傳播本身是一門學科，我認為它是一個領域(field)，因為傳播是人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種方式」。傳播是不是一門學科可以暫且不論，但傳播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說法卻擲地有聲。對一位立足傳媒、放眼世界的學者而言，這個問題的實質不是傳播該不該是一門學科，而是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自己的研究；如果我們的目的是通過研究傳媒來認識生活，來觀察更廣闊世界的話，那?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於傳播學研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吉特林當然還有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上的考慮。「沒有一個方法，甚至是一類方法是專屬於傳播學的…… 這個領域不存在一個核心範式。」這裏說到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對很多傳播學者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缺憾；但在吉特林的眼中卻恰恰是傳播研究的「優勢」，我們因此「可以廣泛利用各學科而不被局限在任何一個或一類學科中」。如此看來，我們大可不必自慚形穢，倒是應該來思考一下，我們是否真有必要孜孜以求一套獨門的範式和方法。吉特林的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去重新思考傳播學的將來，傳播（學）研究的未來也許不是要確立自己的門戶，而是更加開放自己的領域，兼收並蓄各個領域的理論和方法。在吉特林看來，目前主流的功能主義研究和批判研究（如席勒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未能深入揭示媒介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更複雜、更全面並且思路更開放的方法去研究人們生活中的媒介」。
「媒介研究不應當局限於研究媒介，這正是我提出批判社會學方法的用意所在。」這話是要解釋他後期的研究轉向。當年吉特林因為關心社會而進入傳媒，現在又因為關心傳媒而要求走向更廣闊的社會體系。其實引發這兩次轉向的傳媒不是同一個概念，當初吉特林關注的是媒體行業，現在關注的是人們的媒體經驗。在近40 年的研究生涯中，吉特林實現了由關注媒體制作者到關注媒體使用者的重心轉移，這一轉移發生在有?強烈的社會和人文意識的吉特林的身上不足為奇。現在的吉特林更希望知道「為甚?我們的生活如此離不開傳播媒介」，「媒介與家庭生活，與遷移、政治經歷、謀生手段、宗教信仰等問題的關聯是甚?」。而要回答這類問題，他的確須要走進一個更大的社會關係體系；這個體系，用他的話說，「包括金融行業、國家的和全球化的內部關聯的力量」。這就是吉特林從傳媒這個「視窗」看出去所見到的那個「更廣闊的世界」。可以說，這時候的吉特林對傳媒和傳播的作用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吉特林教授的經驗之談很值得我們的讀者和編輯仔細體味，這不僅是因為本刊為《傳播與社會》學刊，也不僅是因為本刊同樣有責任要提供一個視窗去觀察更廣闊的世界，更因為吉特林的跨領域視野和全方位、「整體化」(holistic) 研究的提議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可以預期的多姿多采的發展前景。
本期還刊登美國阿拉巴馬大學教授周樹華和博士候選人閆岩合作的研究論文，〈敵意媒體理論：媒體偏見的主觀感知研究〉。本文探討一種主觀感知的「媒體偏見」，名曰「敵意媒體效應」。它來自受眾，與媒體自身的偏見無關。在已知的諸多傳媒效應中它恐怕是最被忽略的一種，至今在華人學界似乎仍「鎖在深閨無人識」。如果我們要響應吉特林的提議，對傳媒作用展開全方位考察的話，那?這一涉及使用者主觀認知的維度值得我們正視。在此感謝兩位學者為我們仔細梳理了這一理論的發展脈絡，並且能夠就這一理論的影響要素、敵意媒體效應的形成機制和敵意媒體研究的趨向展開深入的討論。
這次發表的五篇專題論文包括夏倩芳、袁光鋒、陳科的〈制度性資本、非制度性資本與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以國內四起環境維權事件為案例〉，薛可、陳晞的〈美、台、中三地公共關係學界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回顧與比較〉，吳宜蓁、葉玫萱的〈對話理論與網絡危機溝通：一個探索性的研究〉，盧鴻毅、許富盛、侯心雅的〈樂觀偏誤、自我效能、社會信任與新流感疫苗接種意願〉， 和陳憶寧的〈該走或該留? 探討人力資本、社會學習與公關實務工作者的離職意圖之關係〉。五篇論文都談到公關，無論是政府公關還是企業公關、是利用新聞媒體開展的訊息發佈活動還是借助網絡媒體進行的危機溝通、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還是公關工作者的離職意願、是公關實務還是公關研究，都對關心中台兩地公關實踐的讀者有特別的參考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夏倩芳、袁光鋒、陳科的論文，本文探討在政黨控制的大陸新聞體制下，一向禁忌的社會衝突性議題如何可以進入官方的報導管道，在此過程中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社會資本各自起到什?樣的作用。雖然此處關注的仍是一個論述了30 年的中國大陸新聞改革的老話題，作者們引入了新的論述框架，為這一論述注入了新的生命。不足的是本文提交的四個個案分析仍差強人意，作者的分析方法仍有待改善。我們期待後續的研究能夠發展出一套系統分析兩種資本如何衝突和協商的方法，以配合和支持這一新的論述。
This preface introduces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resent issue of Communication & Society. It highlights the academic talk by Professor Todd Gitli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lumbia, and advocates a cross-disciplinary treatment of media studies. By tracing the academic career path of Prof. Gitlin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his view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s a way of life,” it argues tha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hall go beyond a narrowly-defined field of “media studies,” try to absorb intellectual nutrition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evelop a more holistic mode of study. Other articles in the issue are reviewed. While pointing out the merits of each article,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are also discussed.
本文引用格式
蕭小穗(2012)。〈以跨領域視野進行全方位傳播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2 期，頁v–x。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o, X. (2012).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media studi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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