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做客我們「學術對談」的嘉賓是湯瑪斯· 漢尼馳教授（Prof.Thomas Hanitzsch），他來自德國慕尼克大學，是該校的傳播研究與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漢尼馳是當今比較新聞研究的領軍人物，不僅創立了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屬下的新聞研究分會，還主持了目前的「世界新聞業調查研究」（WJS）。對我們華人學者來說，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東方（主要是印尼）生活、學習和工作過一段時間，這段難得的經歷讓他比較理解和同情非西方國家/社區的新聞作業。他這次帶給我們的不僅是他的比較研究成果，還帶來了一個開放包容的跨文化視角。 

對談是圍繞我們感興趣的兩個熱門議題—「和平新聞」和「新聞文化」—展開的。首先是「和平新聞」，這個議題源自「新聞業可扮演宣揚和平的角色」的觀念，儘管很多人提倡和支持這一觀念，漢尼馳卻持批評態度。我們在對話中發現漢尼馳的批評並非來自對人類的悲觀態度，而是來自他作為海外記者的體驗，這個批評其實帶有他對當地積極的新聞介入主義的理解和同情。漢尼馳曾在印尼居住五年，便「試著把自己放在一個居住在飽受種族衝突撕扯的社區中的印尼記者的立場」，由此看到「這個記者不太可能是一個旁觀者或者外部觀察家，而是參與到衝突之中的某一種族部落的一員」；這個記者當然不太容易超越他/她自身的種族立場，而化身「和平」的傳播者和宣導者。在漢尼馳的眼中，「和平新聞」的觀念還忽略了很多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因素，「用『和平』還是『戰爭新聞』的方式報導衝突，不取決於記者自己的自由選擇」。 

我們之所以關心這個議題，是因為它關係到一個對新聞從業員和學者而言都至關重要的問題：「媒介是否需要一個特別的概念去描述他們在報導戰爭和衝突時的適合的角色及實踐？」答案對漢尼馳來說是肯定的，但他沒有明示排除了「和平新聞」之後，取而代之的那個（些）概念是什麼，他把這個問題留給新聞記者自己。他個人顯然認為不同的文化語境和戰爭情勢往往寄予記者不同的期望，而這個一廂情願的「和平新聞」概念不足以涵蓋這種種期望。

由於時間關係，漢尼馳沒來得及充分闡述他的立場，在此，也讓我們試著進入他的思路，去補充說明他的一些觀點。從他的跨文化視角看，「和平新聞」的倡導者之所以批評「傳統的戰爭報導導致了現實的扭曲呈現」，是因為他們認定世界本來是和平共處的。我們不一定認同漢尼馳的說法，把這種認定說成是一種「天真的認識論觀點」，但相信他會同意說「和平新聞」的這一認識論假設更多地反映了西方主流的新聞專業意識形態。事實上，西方傳媒這些年來一直在推動或配合一個「和平新聞」運動，好萊塢電影大都將戰爭描述成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戰爭販子的「陰謀」；當今西方許多戰爭報導也都建基在這一「陰謀」假說之上。只有在「和平新聞」的美好圖景中，西方新聞專業才看到自己的永恆價值和使命。「和平新聞」的意義在於把西方新聞的客觀和不介入準則、尋求真相的職責、以及「鐵肩擔道義」的道德使命共冶一爐，揭示戰爭的「猙獰面目」、宣揚和平因此被建構成了新聞記者的天職。如他自己所說，漢尼馳「沒有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和平這理念或以和平為旨趣的傳播」，他在這裡只是要替那些沒有完全分享西方主流媒體意識形態的文化發聲。

不消說，接下來要談的「新聞文化」與漢尼馳之前對「和平新聞」的批評密切相關，這也許解釋了漢尼馳後來為何轉向「新聞文化」的比較研究，儘管他本人聲稱這是「兩條相對獨立的」研究路線。漢尼馳不是「新聞文化」概念的始作俑者，但卻是他首倡將這一概念作為比較新聞研究的理論基礎。他沒有步F. S. Siebert、T. Peterson 和W. Schramm（1956）的後塵，從政治體制入手比較世界各地的新聞業，也沒有追隨 J. H. Altschull的方法（1984），從新聞的經濟模式入手比較，而是從新聞文化入手，這意味著漢尼馳著意用一種平和、感性和寬容的心態看待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新聞制度。

我們注意到漢尼馳談論其他文化一些與西方新聞理念相違背的價值和行為取向時，不僅沒有流露西方學者慣有的不屑，反而嘗試去理解這些非西方的文化取向。譬如「新聞介入主義」，「在西方新聞文化中，介入者是廣被詬病的。但它卻是阿拉伯[ 和大部分伊斯蘭地區] 新聞專業意識形態中一個與生俱來的部分。在這些地區，記者不將自己視為『觀察家』和『旁觀者』，而是把自己變為『變革的主體』。其使命是貢獻一個更好的社會」。漢尼馳在此沒有明確表露自己的意向，但從以上肯定的表述（如「貢獻一個更好的社會」）中看出，他已將東西兩種文化取態放在了一個相對平等的位置上。

用漢尼馳自己的話說，他是「退一步去看在很多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和新聞相關的各種角色和公共期待」。事實上，他從自己熟悉的西方新聞觀念退下來的這一步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在通往文化包容的路上比許多比較文化學者都走得更遠。為了一視同仁地看待各種新聞制度下的記者角色，他採用了一個極其寬泛的記者定義：「新聞業是一個向社會提供特殊服務的社會制度。為了在概念上成為一個『記者』，一個人必須在特定的新聞業制度框架中行動，有特定的規範和實踐」。這恐怕是目前對各種新聞制度最為包容的定義—這個定義並無偏向任何一個新聞制度，也沒有涉及任何一項可能被某個新聞制度奉若神聖的工作。他情願讓新聞的具體工作留待更仔細的聚焦性比較。 

說到下一步的研究計劃時，漢尼馳指出「我們仍然需要的是更小規模的聚焦性比較，這會令我們去強調『為什麼』和『怎樣』的問題」。即使是展望未來更為深入細緻的比較研究時，漢尼馳也沒有想要比較出哪個新聞文化更為優越，他想到的也只是一個「為什麼」和「怎樣」的問題。他真正要探詢的是這樣一些問題：「為什麼即使在相似的條件下，一些新聞文化會發展出不同的軌跡？在多大程度上，亞洲和非洲價值真正地在驅動本地新聞文化？在多大程度上美國新聞文化真的是一個西方新聞業的『典型案例』，或者正相反，是一個西方規範的例外？」

在對談中，漢尼馳自然也談到了他的團隊在研究操作上的一些重要決定，譬如如何劃定「新聞文化」的測試範圍，它由哪些基本要素所構成等。這些決定是否合理，尤其是能否如他所願有效抵禦民族中心主義（主要是西方中心主義），我們留待讀者自己來評判。作為華人學者，我們在此需要特別致謝的是漢尼馳務實和開放的態度以及他對非西方文化所釋放的極大善意。

本期的「傳播論壇」刊載了黃懿慧的論文〈從比較視角探討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發展之正當性〉，這是另外一項比較研究。論文的目的是「借鏡美國發展進程，探討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定位，並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展望」。公共關係是一門應用型學科（這與新聞一樣），如是，便需要確立其學科的正當性，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大陸，公共關係學科都經歷了一個爭取正當性的過程。該研究拿中國大陸與學科發展成熟的美國相比較，而且著重比較公關學者的學術研究能力，以此作為衡量學科發展之正當性的主要依據。很顯然，這項研究是對目前的大陸學界不大有利的；也正因為如此，這項研究重在引發大陸學者反思自身的不足。事實上，目前大陸也的確存在黃懿慧所說的公關學術共同體、學會和學術發表平台發展「不健全」以及學術研究「偏狹化」等問題。

如何看待這兩個不同取向的比較研究？從漢尼馳團隊的研究中我們得到的啟示是，不能一概而論一種研究取向（漢尼馳就沒有一概而論一種文化取向），然後簡單粗暴地貼上一個「好」或「不好」的標籤。對於以上兩項比較研究，我們恐怕還得回到它們的文化背景中去，探詢它們的用意和客觀效果，以便回答一個「為什麼」和「怎樣」的問題。作為一位西方學者，漢尼馳雖有主持比較新聞研究的「主場優勢」，卻沒有居高臨下地看待其他國家 / 社區的文化實踐，這是值得我們欣賞的。但從一個非西方學者的角度看，西方的發展進程卻不失為一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參照系；更何況這裡說的是一個學科的發展，這一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和衡量標準。黃懿慧其實很清楚，大陸公共關係學科的未來出路是「擺脫西方範式的影響並建構更符合中國文化情境的理論」。但就目前而言，大陸學者不妨參考已經開枝散葉的美國學科的發展模式。再說，黃懿慧自己也認為參考者「不必完全比照以至邯鄲學步」。為了與國際學術接軌，增進中西學科的交流，我們也需要借鑒西方的經驗。提倡這兩種比較研究取向，其實也有助於確立我們對外交流的兩種態度：既「寬以待人」又「嚴於律己」。

本期還發表了六篇研究論文，其中黃惠萍等的論文〈兩岸科普網站特色與傳播效果初探：以《果殼網》和《泛科學網》為例〉，也採用了一個比較文化的視角；其他五篇包括賴惠玲、劉昭麟的〈客家象徵符碼「硬頸」之演變：台灣報紙媒體縱剖面之分析〉，張舒斐的〈大製作模式對自由電視工作者的影響：以台灣電視工作者在中國大陸為例〉，蔣亞隆、曹博林的〈當代中國情境下社會資本測量的再思考及其與傳播管道關係的實證研究〉，李艷紅、龍強的〈新媒體語境下黨媒的傳播調適與「文化領導權」重建：對《人民日報》微博的研究（2012–2014）〉，和劉書峰的〈從職業教育到愛國報國教育：香港早期新聞教育研究（1927–1949）〉。這五篇論文儘管沒有刻意比較兩個文化或社區的傳播實踐，但也一定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射了某種比較的眼光。我們閱讀時，也難免要作某些文化或社區的比較。採取適當的文化或社區比較策略，有助於我們設身處地地理解這些論文。    

This issue includes six research articles which cover different topics such as science communication, television studies, social capital, social media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For the Dialogue, we invited Prof. Thomas Hanitzsch from LMU Munich, Germany to share his academic trajectory and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on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journalism studies. The Communication Forum in this issue is written by Prof. Christine Yi-Hui Huang. Prof. Huang employe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d the disciplinary legitimacy of public re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本文引用格式﹕

蕭小穗（2017）。〈多元的比較文化視角〉。《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9 期，頁v–x.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o, X. (2017).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9, v–x.